80年代的“乔布斯”、艺术家兼企业家、“CD之父”、当年鼎盛时期的日本索尼第三代领导核心——大贺典雄走了，死于日本9级大地震与拉登被毙之间，没引起媒体太多的注意。没有封面文章，连像样的讣闻和专版都罕见。昔日英雄倒下的背影略显寂寞，一如今天的索尼和日本。这种冷遇，让人略感寒意和不祥。
如今，苹果和乔布斯如日中天，索尼和大贺典雄当年的辉煌悄然褪色：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研究火箭的盛田昭夫和工程师井深大开创了这家公司，三代领导人都有着各自的里程碑：井深大的晶体管收音机、盛田昭夫的随身听walkman、大贺典雄的CD。30岁以下的人，可能不太知道索尼当年的辉煌了。想当初，80年代的索尼，风头之劲一时无两，相当于今天的苹果；盛田昭夫和大贺典雄，则是那个年代的乔布斯，连欧美人也为之倾倒。对此，今天已经牛气逼人的中国企业，仍然望尘莫及。
90年代之后，索尼也随着日本的太阳逐步下山。索尼和大贺典雄，既是日本的偶像，也是亚洲公司的符号，其成功至今仍是亚洲公司鲜有企及的高度、其失败，隐隐暗示着我们发展的极限。
50年代初，大贺典雄作为东京艺术大学的声乐系大学生，以其对音乐的执著和专业，指导索尼在音响技术上改进。这种艺术、科技、人文兼修的通才大学生，在中国，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西南联大都不少，如今恐怕已成绝响。我们的教育强项，是培养政工干部和流水线工人，可惜他们既搞不出索尼，也弄不成苹果。
索尼的晶体管收音机、随身听、CD，都曾经领一时风气之先，几度让美国人撅着屁股追。中国制造号称横扫全球，但代工和山寨仍是主流。所谓的中国创造，依然是一个传说。我们拿什么和随身听、CD比？是紧贴苹果的乐phone、乐pad，还是脑白金、蒙牛、双汇、富士康？为了掩盖自己的创新无能病，擅长玩文字游戏的我们，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微创新”。所谓微创新，微字应该念第三声：“伪创新”，或叫“萎创新”。
80年代末，在日经指数3万多点、美国媒体惊呼“日本占领美国”的梦幻时刻，作为《日本可以说不》作者之一、前帝国海军上尉、创始人盛田昭夫决定，高价收购美国标志性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大贺典雄执行这个几乎毁掉索尼的战略。千万不要小看这事，当时被称为“另一次珍珠港事件”。
在中国，娱乐业是被阉割的边缘产业，但它却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美国人爱玩，会玩，苹果、迪斯尼、影视业都是玩出来的大生意，还让全球人民交钱跟他们玩，而且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娱乐产业本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些，何尝不是美国娱乐业成功的延伸。可惜，即使是在日本成功包装了山口百惠的大贺典雄，也玩不转好莱坞，也许这是亚洲公司的极限。索尼重复了当年日本奇袭珍珠港的命运：一流的战术，末流的战略，最后大赔老本，绝地求生。
这几年，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TCL收购汤姆逊的彩电业务、石油公司和矿产公司在国外找矿、光明老想着收购国外名牌，这些充其量只是大并购的预演而已。如果在未来两年，中粮企图并购可口可乐或百胜、华谊兄弟想买迪斯尼、中国银行欲吃下花旗、中投想拿下埃克森美孚，都不是天方夜谭。在泡沫里，一切皆有可能，只是醒来之后甘苦自知。然而，一个泡沫与另一个泡沫之间的主要区别，不仅是升得多高，更重要的是，破了之后剩下些什么。日本泡沫破灭后，留下了人均GDP达3万美元的市民社会，其他民族，不知是否也能如此幸运。
大贺典雄已走，曾经辉煌，壮志未酬。和像希腊神话里，拍着蜡做的翅膀飞向太阳的英雄一样，他具有夸父式的悲剧感和宿命感。有人担心，中国不要重蹈日本当年泡沫破灭的“覆辙”。其实，大贺典雄和索尼当年的背影，不是我们的起点，倒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极限。未来很糟糕的一种可能性是：没爬到索尼和日本的高度、摔得倒比它更早、更重。
此刻，一群人在我身边走过，正在热议“中国模式为何能超过美国经济”，赞歌震耳，众声喧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