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同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1957年的“在劫难逃”
理论务虚会期间，周扬透露了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些重要情节。
当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其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他一见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痛哭流涕。
1975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城到东城去看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300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连夜给毛主席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上级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把责任都推给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
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名单上的人，大多是文艺界的名人，打成右派，往往令人吃惊，所以隔三差五有轰动效应。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是怨言声声、怒气冲冲。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也出力甚多。但当年的“右派分子”对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七十年代，“右派”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胡风分子”贾植芳有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