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的，是傅高义的论证方式：他一方面说，不能轻易用镇压后的稳定和经济成长来证明镇压的正当性；一方面却又说，自己“只愿意用已经发生过的事去证明自己的推断”，而“这已经发生过的事”就是“确实采取行动后，邓小平让中国保持了稳定，过去20年，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哪怕就是高中生，思维如此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话，而发出这种宏论的人却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国政府的智囊！
最绝的还是，傅高义教授也承认“很难去判断并未发生的事”，然而他却就是有那本事认定，如果不镇压，“国家可能分崩离析”。可无论是“不镇压”，还是“国家分崩离析”，都是“并未发生的事”，他怎么就能作出这一确凿判断呢？这到底是邓小平的还是他的判断？如果是邓小平的，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如果是他本人的，他作出这个假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又为何要把这话硬塞到邓小平嘴里？
可惜傅高义为我党辩护积极得过了头，就连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都不同意。他对姚监复承认：
“回想‘六四’，我认为‘六四’是邓小平不容易下决心的，没有办法时的办法，是一场可以避免、应当避免而没有避免的悲剧，中央动荡，我不愿意。上边的斗争、争论，我不知道。”
“总之，‘六四’是一场悲剧。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党内问题不解决，上层争论、斗争激烈，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不愿意发生的悲剧就必然发生了……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的客观真相是什么，要准确，光凭感情下结论不行，流血的问题，原因的分析，可能要留给历史解决，为什么不应出现、不愿出现的事，却出现了？”
虽然陈希同在其自述中竭力洗刷他的罪责，但这些话基本还是实事求是的。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过来人都得承认，所谓“八九民运”，说到底不过是学潮而已。其他阶层的人民除了普遍同情学生、去游过几次行外，并没有实质性的介入。工人不曾罢工，商店不曾罢市，社会并未陷入动乱，治安良好，中共更没有丧失对军队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到了“六四”前夕，学运已呈自动消亡之势，以致学生们不得不在广场上树立“民主女神”雕像，藉此把市民吸引回广场，然而收效甚微。因此，“六四”悲剧的确是“本来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的”。所谓“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前景，只不过存在于傅高义活跃的病态想象中罢了。
“屠民治国论”毫无依据
“为什么不应出现、不愿出现的事，却出现了？”陈希同作出了明确无误的解答，那是因为“中央动荡”，“上层争论、斗争激烈”。这与我过去对六四的分析完全一致。
我认为，促使老邓起了杀心的初始原因，是赵紫阳的背叛。共产党人最痛恨的恶德就是背叛，而在邓眼中，赵就是背恩反噬的叛徒，让他怒不可遏。更严重的是，当时党内四分五裂，非但舆论对学运持一边倒的同情态度，而且在李鹏颁布戒严令后，就连老帅们也公开表示不能用军队去镇压学生。这就更强化了老邓的杀心——他需要一个大屠杀慑服全党，重建他说一不二的威望。
这是中共领袖的思维定式，他们深知贱民心理，知道要让人民真心拥戴你，先得让他们怕你。所谓“敬畏”，畏是因，敬是果。毛泽东把这点参悟得很透彻，在建国之初便指示：“要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但要杀得有理有据有节，让各界无话说。”张春桥也曾在笔记中写道：“如何巩固政权：杀人。”因此，老邓最终决定以屠民结束学运，乃是中共领袖们“突出重围”、解决难题的典型便捷手段。
我这分析可不是傅高义式强加于人，而是基于中共治国之道作出的。共产党人历来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镇压“阶级敌人”（现在改称“敌对势力”了）从来是共产党的重大施政内容。据普列汉诺夫披露，列宁曾对他说：“雅各布布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无论普列汉诺夫的遗嘱是否可信，这确实是苏共、中共乃至其他一切列宁-大林式政党的治国实践，环球无一例外，在柬埔寨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总之，在共产党人看来，不屠杀人民就无法维持巩固政权。此乃共产党人的最起码的信条，任何一个对国际共运略有所知的人都该知道。
不意如此野蛮、血腥、凶残的“屠民治国论”，而今竟然得到了傅高义的认同！在他看来，若不血腥屠杀中国人民，中国就要分崩离析，当然中国人民也就没有后来的好日子了。所以，尽管他没有说出，还是认同了中共竭力灌输给百姓的价值观——为了大部份人民的幸福，杀掉一部份无辜者完全是正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