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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下的恩赐

胡温的所谓“集体领导”,其实是“九龙治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打破了胡温体制下的十年沉闷,推出了空前全面而且具体的改革计划,令人耳目一新。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貌似相反的趋势:实行中央集权;向百姓进一步放权让利,把人民(尤其是农民)被无理剥夺的一些权利还给他们。换言之,习近平试图采用“新权威主义”,建立强势中央,对百姓实行有限的“权利恩赐”。

中央集权的大动作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另一个重大措施则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负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前一个措施使得本来属于政府的政策设计与推行的权力集中到了中央手里,而后一措施则把军、警、特各威权机构的大权集为一体。在中共历史上,这还是首次把中央集权的企图制度化与机构化。

向百姓“恩赐”权利的举措就比较多了,举其大者,有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承诺保护非公有财产;有限打破国企垄断,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事项企业员工持股,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支持微小企业;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抵押转让使用收益等权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允许适用于绝大多数青年一代的二胎制;承诺保障人权,探索建立以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等等。

恩赐

向百姓“恩赐”权利的一系列措施当然是应该的,值得充分肯定,虽然仍嫌远远不够——“恩赐”的权利主要限于经济权利,基本未涉及公民的政治权利尤其是对政府施政的监督权。即使如此,若是这些计划中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执行,那中国也就向文明化跨出了重大的一步。

实行中央集权我看也无可厚非。胡温的所谓“集体领导”,其实是“九龙治水,互不相下”的寡头专制(oligarchy),直接导致了无作为的十年庸政,既不走老路,也不走新路,更不走“邪路”,让百姓只觉得没有路。个人独裁说起来虽然不好听,但反正都是毫无民意监督管束的专制政体,真要有个锐意改革的大独裁者,能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一意孤行地把公民被无理剥夺六十多年的基本权利还给他们,恰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的唯一的文明化出路。

这不是说未来的前途就一片光明,写在纸上与化为现实之间,还有着重重障碍。

首先,习近平能重建中央权威么?不是当上了貌似大权独揽的机构的头头,就能称心如意地当上独裁者。当年毛泽东并没有挂那么多职,邓小平后期干脆“退休”了,然而他们说一不二的权威,根本不是继任者们可以望其项背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今的中共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一元化的的宗教集团,早就蜕变成了代表多种利益的大班俱乐部,乃是新时代的“权贵工商联”。

把公民的经济权利有限地归还给他们,势必要激起垄断财团的强烈反抗,即使不造成政局动荡,也没有吓得习近平半途而废,地方利益集团仍可凭借手中的权势,把政策扭曲为害民肥己的勾当,使新一轮改革落到王安石变法的下场。

改革前途

要避免这种结局,唯一的办法是让百姓有监督权与话语权。而《决定》偏偏有意忽略了这个重大问题,其“恩赐”的人民权利基本限于经济自由,企图由中央包办改革,甚至连舆论独立的最起码的反腐措施都不敢采取,这就决定了改革前途多舛。

其次,习近平知道他要的到底是什么吗?习当国以来频频发话,什么“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之类,只能用“胡言乱语”来形容——所谓“改革”,不就是否定旧政么?不否定前三十年,何来后三十年的改革?难道“大包干”不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私有化不是对“一化三改造”的否定?而他的一系列立威措施简直是倒行逆施——一面信誓旦旦地要反腐,一面“重拳出击网络大V”,以“惩治造谣”为名封杀言路,吓阻百姓对贪腐以及其他莠政的网络举报。在干出这种种带头违宪行为后,还要在《决定》中奢谈“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追究”,令人怀疑他本人是不是叶公好龙。

最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决定》声称“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边又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如果后面这段话只是对垄断财团的安抚,那仍然给了他们抵制反对改革的文件依据。

最后,习近平本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谋略将这些改革措施推行到底么?看来,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非他莫属了,国安会的头头也多半是他的死党。然而若真是自己上了第一线,则众美固可归之,众恶亦可归之。当年俄国的尼古拉二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把最高统帅撤了职,自己出任总司令,使得战败后再也找不到替罪羊,只能自己负责。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决定》还给出了“绩效时间表”,规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当然显示了习总义无反顾的改革决心,然而也埋下了毛共《农业发展纲要》与“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之类笑剧的隐忧。

总而言之,中共这个《决定》虽有不足,仍值得充分肯定,本人乐观其成。至于它会不会化为现实,还有待未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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