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建党伟业》片中他是位固执留着辫子的老人，让人印象深刻，一出场，就说：“我的辫子在头上，而笑我的诸公，你们的辫子在心头。”一派学究的孤高范儿。集太多传奇于一身，不管是其多才，还是其孤傲，抑或其目空一切，都让人拍案叫绝，心生佩服。
“四洋”走遍，却是厦门人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精通多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这是他才华横溢的地方，奇才的禀赋在他身上展露无疑。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时代的“怪物”，在政治上，他反对共和，热衷帝制，主张妇女缠足，提倡男人纳妾，穿着长袍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子，酷爱嗅女人的臭小脚……这些另类的表现让人记住了他，也招来了不少非议，但对于这一切，他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是其怪异之处。
如此的怪才奇才“生在南洋”，而其祖籍地却是厦门同安，《清史稿•文苑三•辜鸿铭传》云：“辜汤生，字鸿铭，同安人。幼学于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辜鸿铭曾祖父辜礼欢于清乾隆年间下南洋谋生，定居于马来亚的槟榔屿，成为当地华侨“甲必丹”(首领)，祖父辜龙池也供职于槟榔屿的政府部门，通俗讲，也是个官儿。父亲辜紫云无心仕途，却精明能干，善于管理，任职英国人布朗(Forbes Brown)橡胶种植园，由于老实忠厚，深得布朗夫妇的信任和喜爱。1857年，辜鸿铭“生在南洋”，出生在橡胶种植园。母亲是一位金发碧眼葡萄牙女子，辜鸿铭成为名副其实的混血儿。父亲辜紫云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母亲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辜鸿铭自幼禀赋聪颖，据传，其三岁时的一天，佣人抱着到他哥哥鸿德读书的私塾去，私塾里正在上英语课，辜鸿铭显得很有兴趣，不肯离开。老师便拿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试教他念，只教一遍，鸿铭居然能一一复读，一字不差，次序也不乱，老师又试教他写这些字母，也一教便会。辜鸿铭的颖异天资，使这位老师又惊又喜，连声对佣人说：“你先抱他回去，我马上去拜见东翁，请求他把这孩子也送到蒙馆来。”
辜鸿铭10岁那年，橡胶园主布朗夫妇决定脱离马来半岛的生活，回英伦定居。而这位英国夫妇极为喜爱活泼聪慧的辜鸿铭，于是，就将他认做义子，带回了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从此，开始了辜氏“学在西洋”的14年学子生涯。在西洋，起先，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不久，又进入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获得土木工程师的资格;最后，他考入巴黎大学进修法文，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此外，辜鸿铭还相继获赠13个博士学位，但都是的荣誉学位。要知道，在当时，这不是“天才”二字可以形容的。
获取学位虽说是辜鸿铭的擅长之处，但其最突出的成就则表现在他的语言天才上，孙中山曾说：“中国精通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那“半个”是谁，他没有说出来，后来人们都猜测是王宠惠。从孙中山的评语中不难看出，辜鸿铭的英语水平确实了得。
其实，辜鸿铭不仅精通英文，他同时还精通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语和日文，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既能说得一口流利的京话，同时还可十分纯熟地操闽南话和粤语与别人交谈。
谈及辜鸿铭“婚在东洋”，其实有些勉强。他的夫人淑姑，原是道道地地的中国姑娘，只是后来纳妾，这才找了个东洋妹吉田贞子。而说及辜鸿铭“仕在北洋”则不假，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其实是沾了张之洞的光，混到了官场，说到底仍是干的翻译的活儿。辜鸿铭就是这样轻松且传奇地将“四洋”走了一遭。
终不忘他是中国人
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曾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辜鸿铭学贯中西，但他骨子里头却有着中国传统的仁孝因子，他一直记得父亲的教诲，不敢遗忘。他一直留着辫子，穿着长袍，不为别的，只为父亲曾经的告诫。
14年的留学生涯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处于“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嬉笑怒骂语不惊人死不休
有人说，辜鸿铭在西洋的名气是他骂出来的。他著书立说有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宣扬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尤其推崇儒学、道教的妙不可言。相比之下，他认为西方人只是一些半开化的蛮夷，只知利而不知义，是一种会说话的野兽。他不仅写文章骂，而且可以指着登门造访他的西方人的鼻子骂。他骂西方人不分时间、场合，几乎是一有机会就骂。奇怪的是，西方人对于辜氏的骂，不仅不生气，而且他越是骂得凶，就越是佩服他。
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辜鸿铭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本世纪初，辜鸿铭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鸿铭不仅对西洋人当仁不让，只要是他看不惯的人，他都要说上两句。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武昌，辜鸿铭送他一本自己翻译的英文《论语》。伊藤博文取笑说，既然你对西洋学术很有研究，就应该知道现在的科学时代，能在两千年前通行的孔子的教条，却不能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还用。辜鸿铭很严肃地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象数学家的加减乘除一样。在数千年前的数字是三三得九，二十世纪的现在也是三三得九，并没有说三三会得八。”
辜鸿铭在一次宴会中遇到严复和林纾。酒过三巡。辜鸿铭大发宏论。他说：“如果我有权在手，必杀二人以谢天下。”众人惊诧，忙问是哪二人，他说：“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而不知礼义为何物。不杀此二人，天下不会太平!”
张勋生日，辜鸿铭送给一副对子，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后来，辜鸿铭和胡适说到这件事，说“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枝”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
辜鸿铭擅长骂人、爱骂人，但并不是乱骂人，他骂得有根有据，骂得理直气壮，骂得慷慨激昂。不可否认，许多他骂的人要么懒、要么笨，要么人品不端，但像辜鸿铭这样骂人的，恐怕已经不多见了。
更让人佩服的是，辜鸿铭骂人往往是针对某件事某个人，与其说是骂人，不如说是巧辩更为合适，他看不惯就要说，得罪了人，人们就会说他是骂人，其实他是想表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为了争回中国人的面子。但辜鸿铭对于他国的文化却也不是排斥的，这也是他精通中西文化的原因所在。
辜鸿铭本身就是有一半西方人的血统，他的生身母亲就是道道地地的西方人。他这个人很矛盾，最瞧不起西方人，可是，他最崇拜的几个人也是西方人，从弥尔顿到托尔斯泰，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弥尔顿的《失乐园》，他从几岁时即可倒背如流，直到临死前，还能一口气背出一两千行，真是一个怪人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