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力先生的《北大反右运动中的揭发与诬陷》，深感人性的善恶，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并不因环境的险恶而改变，只会是善者愈善，恶者愈恶。
李宏焘是华东师大附中的保送生，品学兼优，进入北大后，担任班长。1957年鸣放时，他们班没有同学积极参与，受到上级批评。为此，李宏焘找到团支书刘文昭商量，决定搞一个模拟辩论会，刘文昭作为正方，发表左派观点；李宏焘作为反方，发表右派观点。
双方做了简单的准备后，召开了一场模拟辩论会。因为是模拟，结束后就再也没人关注此事。
谁知到了1958年2月的一天，李宏焘被叫到宿舍，有人已经在宿舍里摆了一张长条桌，三个同学坐在长条桌后，宣布他因为散布了大量反党言论，被划为右派。李宏焘顿觉五雷轰顶，自己怎么就成了右派？接下来才知道，他在模拟辩论会上作为反方代表发表的观点，统统被安到了他的头上。这让李宏焘悲愤莫名，完全想不到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荒诞离奇的诬陷。
后来得知，陷害他的人就是刘文昭，三个同学只是受命行事而已。团支书刘文昭利用反右补课的机会，通过幕后策划，将李宏焘打成了右派。
幸好这世上并非都是坏人，李宏焘毕业后分配去的外文出版社，领导看重能力，并未把他视为另类。
李宏焘也不负领导期望，埋头钻研，掌握了过硬的外语能力，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担任翻译。更幸运的是，他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同事丁涤和相恋结婚，琴瑟和谐，携手一生。
文革后，全国右派摘帽，李宏焘进一步焕发活力，才华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不但第一批就被聘为译审（翻译系列职称中的正高级），而且还担任了出版社的业务领导。
当年参与他冤案的几位同学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了歉意。唯独冤案的制造者刘文昭，非但拒不认错，还坚持说李宏焘的右派来自他的错误言论，凸现出坏人就是坏人的丑恶本质。
刘时衡是数学系助教，家庭出身不好，肃反时，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过冲击。
1957年，鼓励鸣放，心有余悸的刘时衡不敢参与，仅止旁观而已。这天，刘时衡下课回家，路遇数学系一位学生，问他：听说老师在肃反中吃过不少苦头，是否可以写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以免今后的政治运动出现执行者偏离政策的情况。刘时衡觉得这是好事，但表示没有笔墨纸张，婉言推辞。学生说，老师只需写个底稿，我们可以代抄。刘时衡便将住址告诉了学生，约好第二天来家取稿。回家后，刘时衡写了一篇四百来字的底稿，谈到肃反运动未能防止过左的偏差，今后应有对策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第二天午饭时，刘时衡碰巧与同为毕业留校的经济系助教老黎在食堂同桌吃饭，饭后，刘时衡邀老黎到房间小坐。老黎拿起刘时衡写的大字报底稿看了看，说：你应该加上一句，在我国所进行的运动中，党中央的政策都是正确的，然后再给出自己的意见，这样立论更稳。刘时衡觉得老黎的说法很好，立即按照他的意见作了修改。不久学生来宿舍拿走了底稿。
反右开始后，不少人纷纷中招，刘时衡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跟风。不料在6月底的一次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刘时衡突遭一位党员点名，说他不老实，想蒙混过关。会后他被通知去找同年留校的党员助教杨慈孝。
见面后，杨让他坦白交代，刘时衡表示运动中自己不多言不多语，没有什么需要交代的。杨慈孝当即从文件夹中掏出一张纸来拍在桌上，便推开门走了出去。刘时衡一看那张写满了字的信纸，竟然是经济系老黎写的一封检举信。信中揭发了刘时衡将大字报底稿交给学生的经过；但隐瞒了自己给刘时衡提建议的细节。刘时衡顿时就明白了，老黎是担心他会告发自己，所以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做法。刘时衡当时就决定，事情到此为止，他决不反噬老黎，以避免发生滚雪球效应。
杨慈孝回来后，刘时衡平静地谈起给学生提供底稿的事实，却只字未提老黎。
而老黎的揭发，却成为刘时衡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刘时衡也因此被撤职、停薪和劳动考察。
老黎和刘时衡都曾在肃反中挨整，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老黎为求自保，抢先揭发检举。表现出人性卑劣残忍一面。而刘时衡坚守道义底线，没有反过来揭发老黎，以牙还牙，快意恩仇，以示报复，而是将这种互害模式终止于自己手中。二人品行操守的高下，由此可见，有如天渊之别。
右派摘帽后，老黎得知刘时衡当年并未反噬自己，深感羞愧，两次登门向刘时衡表示道歉。性情倔强的刘时衡虽然没有接受道歉，但也没有愤怒谴责，而是以沉默的方式，再次表现了人性中高尚辉煌的一面。好人老了还是好人。
2026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