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马一浮（前排右四）与复性书院同人欢迎熊十力（前排右三）
一
我老伴李渊庭是1924年开始跟随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治学的。梁漱溟先生是年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席，与山东朋友相约，拟创办曲阜大学，从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首先创办曹州高中作为预科。熊十力先生参与其事。是年暑假，曹州高中在北京招生，李渊庭与同乡武绍文报名应考，李渊庭考上，名列榜首，而武绍文没有考上。熊十力先生主持口试，对考上第一名的李渊庭这个青年（18岁）表示感兴趣。可是李渊庭却说，武绍文如能一块儿到山东读书他才去，否则他一个人不去山东。熊先生与梁先生商量后，竟然同意让李渊庭带武绍文一块儿到山东读书。
我是1943年夏天见到熊十力先生，并住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梁漱溟先生1941年在重庆北碚郊区山上办了“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熊十力先生是“勉仁书院”的导师，住在“勉仁书院”。李渊庭既是“勉仁书院”学员（研究员）兼秘书，又是“勉仁中学”高中的语文、历史教员兼管总务。1943年暑假，“勉仁中学”聘我担任初中数学教员，于是我们全家迁居“勉仁书院”。
“勉仁书院”的房子是租的黄绍竑先生不住的别墅，从“勉仁书院”往北不远，就是“勉仁中学”，沿路是果木树。风景很幽美。当时住在“勉仁书院”的，除熊先生用一间作书房外，有张俶知、席朝杰和我们三家。三家共用厨房和两间小平房。我们住的房间与熊先生的书房只隔一间房子。我们于1943年暑假迁居“勉仁书院”。我们逃难人没有家具，一个人抱着孩子，一个人背着被子和几件衣服就搬家了。快到“勉仁书院”时，远远望见住家门口站着个人，李渊庭对我说：“是熊老师！”我们走近时，我抱着孩子口喊“熊老师！”深深鞠了一躬，同时叫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喊“熊爷爷”并鞠躬。熊老师很高兴地答应着。我从此认识了久已闻名的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先生当时将近六十岁，中等个子，椭圆脸，留着半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清秀，不胖不瘦，举止洒脱，对人热情，平易近人，一看就可看出是位学者。但李渊庭说他容易发急，急了还骂人“王八蛋！”我当时26岁，身边带着三个小孩。熊先生在读书、著书写作疲累时，常来看看小孩，逗小孩子们玩，所以我们很快就熟了。熊先生每天晚饭后要上山散步，要我们两个人陪他散步，在没有开学前，我勉强陪伴。开学后，对我说是个苦差，很为难。因为我教的是初中一二年级三个班的数学，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还兼着图书管理员，梁漱溟先生从山东运来的数万册图书堆放在那里，装在木箱，得开箱取出、分类登记后放到书架上；而家中三个小孩得给吃饭、喂奶、洗澡、洗衣、做饭，都得我来干，每天晚上10点以后，我才能备课、改学生作业（每班50个学生共150个作业本），晚12点以前休息不了。晚上睡得晚，凌晨不到5点就得起床，往厨房搬运锅碗瓢盆（怕贼偷，每晚搬到住人屋），做早饭。我每到厨房做饭，小孩由其父亲带。我还得缝补衣服，做四个人的鞋。我虽然年轻，但也累得够受。所以很怕熊先生喊“秉华！一块儿散散步”。因为李渊庭不让我说“不！”可我心里想“做官不知民受苦啊”。这段艰苦生活直到1945年暑假才结束。这段生活，使我对熊先生的为人和高尚品质有所了解，我很敬重这位老年人！有几件事使我至今不忘。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可能是1944年，记不准了），我和席朝杰的夫人徐昌玉在厨房做午饭。忽然听到坡上熊老师大声吼叫，我们俩跑到半山坡听，听到熊老师大声吼着说：“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另一个男人说话声音低，听不清。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听不到声音了。我们在厨房隔壁小房间吃过午饭后回到住处，看到熊老师时问他上午的事，熊先生讲：“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徐复观从重庆来看我，他现在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一个什么官，带着一张100万元的支票，说是蒋介石送我的。我一听就生了气，把他赶走了。”
熊先生当时是缺钱，从“勉仁书院”到“勉仁中学”的经费都很拮据，教职员工待遇都很低，仅可以糊口。我们家，两个教员还加一份图书管理员的收入才二百来元，物价飞涨，这点收入只能维持吃饱，一个月也不敢买一次肉吃。对熊老师的待遇有照顾，每三天赶场给他买二斤羊肉，隔些时就买一只鸡，熊先生爱吃肉，不多吃粮食，二斤羊肉或一只鸡常被他一顿就吃个差不离。
好像在赶走徐复观后没多久，又是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和徐昌玉两人在厨房又听到熊先生大声叫喊。我们两人又跑到半山坡听，却听到熊先生正高声哈哈大笑。下午，我们问熊先生上午谁来了，那么大吼大叫讲话？熊先生笑了起来，说：“是郭沫若从重庆来看我。郭沫若耳聋，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我们骂蒋介石，两人骂蒋该死（介石）骂得高兴！”熊先生接着又说：“郭沫若还给我带来一只老母鸡呢！”露出高兴的笑容。
大概是在1945年初的一个傍晚，李渊庭在熊老师房间，听到熊老师骂李渊庭“王八蛋！”李渊庭离开熊先生书房回家，熊先生追他到我们家，李渊庭进门走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熊老师，熊老师骂道：“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用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渊庭话音未落，熊先生举拳打向他的左肩，渊庭不躲避却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可是我们的三个孩子却吓得大哭，熊先生气愤地走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场合，竟然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眼看着熊先生生气地骂着“王八蛋”出了门，才抱起最小的孩子并告诉另两个孩子不要哭、不怕。问李渊庭为什么事？渊庭说：我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文，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我劝李渊庭说：“可能你讲话时态度生硬伤了老人家的自尊心，自信心，你应该在态度上客气点儿！”“对熊老师不必虚情假意，那样他会更火！”第二天一早，熊老师推门进屋，笑嘻嘻喊着：“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熊先生还摸摸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抬头看，我正在发笑，他也哈哈一笑就走了。此后，熊先生与李渊庭的关系更近了。
二
1951年元旦，李渊庭和我去看熊老师，熊老师笑嘻嘻给我一本大线装书，我一看，是《崔卓吾书心经・金刚经合册》，书内扉页上，熊老师大笔写着“念佛护福”四个大字，落款是“空不空斋老人”，旁边又以小字写着“秉华妹持诵”，落款写着“仲光（熊先生的干女儿熊仲老是池际尚教授之妹）辛卯元旦”。熊老师在我接书时告诉我：“常念念心经有好处！”我鞠躬致谢。熊老师送给李渊庭的是两样写了字的纪念品，一个折扇，一张他的半身像。大白色折扇上和半身相片周围都写了字，写的都是怀念抗战时期曾一块儿生活的那两年时光。
三
“文革”前，熊先生每年来京参加全国政协的会议。李渊庭经常到熊老师住处看望这位老人，我在星期天如有空即去看看。但毕竟不同过去在北碚住在一块儿时，接触少多了。但曾听到说熊十力老师的两件事，至今难忘。
一件事是李渊庭对我讲的。1951年或1952年（我记不准是哪一年了），李渊庭从熊老师家回家来对我说，他一进门，熊老师就给他跪下说：“渊庭，快救救我，快给我去买安眠药，免得受辱！”李渊庭急忙扶起熊老师，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忙问出了什么事？熊老师说：“早上，来了两个自称统战部的人，问我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见，我说共产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很好嘛。但是他们一再说，是想了解我看到的存在的问题。我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视苏联如祖，视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我说到这儿，那两人露出不悦之色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领导上叫你跟我到部里去，也是不高兴的样子。我心想我闯祸了，正换衣服准备跟人家走，又匆匆进来两个人对我说‘你不要去了’，并且叫先来的那个人一起走了。这还不是出了大事？！我怕受辱，不如早死，你赶快给我买一瓶安眠药，我求你了！”李渊庭听完笑着对熊老师说：“没事！”熊老师惊问：“怎么能没事？！”李渊庭说：“您那些话太伤人！所以领导上一听就派人来叫您去，人家是生气！但是他们可能想到是他们派人来征求您的意见，如果您到统战部还那样讲，该怎么办您呢？怎么下台呢？学习苏联是毛主席定的国策，能听您的吗？他们又急忙派人来阻止您到统战部是对的，是高招儿，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您以后说话可要先想一想。”又说：“您等三两天，如果有事，我给您买安眠药。现在就死是白死！哈哈！”熊老师听李渊庭的话有道理，神情逐渐放松并跟着渊庭哈哈一笑。李渊庭是当作笑话讲给我听的。后来果然没事。听说过了些日子，董必武、林伯渠约熊先生谈过话。
“文革”初期，1966年8月，梁漱溟先生被抄家、批斗并被红卫兵勒令住在放杂物的小南屋，每日打扫街道；李渊庭在9月初被全国政协“红卫兵”宣布为“临时工”，收走工作证、公费医疗证，停发工资并不准与梁先生往来。原本是要轰赶回老家务农，经我找有关方面交涉才如此处理。从此天各一方，各自受凌辱，互不了解。不知哪一年，李渊庭曾听说熊老师去世，但不知道是怎么走的。
1980年，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学者的一位学生，也是李渊庭的同学从上海来北京，与熊老师常往来。这位同学流着泪告诉我们：“熊老师在1968年5月是自杀身亡。‘文革’初期，熊先生的家被抄，被批斗，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熊先生对当时的动乱局面很愤懑，说：‘国家怎么变成这么个样子？’拒绝领取全国政协每月发给他的工资（大学一级教授待遇）。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又批斗他，竟命令83岁的这位老人与名演员言慧珠同志并排跪在高台上，开群众大会批斗，倍予辱骂。这对自尊心强的熊十力先生说，是奇耻大辱，难以忍受。又加某一晚辈家人（党员）向他强行索走他赖以维生的、有900元存款的存折，熊十力老师的气愤不打一处来，当日起就绝食。他采取进水不进食的办法，没多久就很衰弱了，引发肺炎。虽送医院，不几天就去世了。”我们夫妇闻言落泪，深为叹惜！
《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