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聊到南宋末年的权相贾似道的时候，都有一种观点，说贾似道其实还是有能力的，而且他为了挽救南宋政权，力主推行了公田法，甚至自己也主动上交多余的田产，也算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
其实，你仔细了解了公田法的前因后果之后，可能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因为公田法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甚至很糟。
01 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
贾似道其实是看清楚了南宋政权的症结所在的，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从宋高宗绍兴和议站稳脚跟到现在已经一百二十来年了，北宋王朝建立一百二十来年以后就是熙宁、元丰年间，那时候宋神宗为了筹钱，在王安石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如今南宋政权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把宋神宗一脉的宗室几乎一网打尽，唯一留下来的宋高宗又没有子嗣，将皇位还给了宋太祖的后人，宋太宗系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宋太祖、宋太宗、赵廷美三兄弟的后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地疯狂繁衍。
按照宋孝宗朝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统计，他们登记在册的后人就有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人。到了八十年后的宋理宗景定年间，虽然没有详细的数据记录，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字庞大到了什么地步。他们明里暗里利用特权对于南宋经济的蚕食，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存在。
与之相似的是养兵的费用。北宋王朝军队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宋仁宗朝庆历年间，全国军队数量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后来经过宋神宗的主动裁减以及宋徽宗时期金国的辅助裁减，到宋高宗时期减少到了十九万一千六百人（不含川陕），现在到了宋理宗朝，由于连续对金、蒙作战，军队数量又猛增到七十多万人，比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还要多。
而此时南宋的疆域面积，已经比北宋时期少了今天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在内的很大一部分，要以更小的国土面积来滋养这么多的军队，南宋朝廷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了。
与宗室和军队的开销相比，朝廷的官员数量也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朝廷统计了当年六品以下等待安排工作的官员数量，达到了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不包括在军队里面供职和已经入职的官员，而仅仅是冗余的官员数量。
这样的情况，与宋神宗熙宁变法之前的局面何其相似。但是此时的宋理宗和贾似道已经没有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魄力，他们不敢也无法对国家进行大刀阔斧地整改，只能尽其所能地进行修修补补。
02 和籴法让百姓苦不堪言
在此之前，朝廷使用的办法叫和籴，一个听上去和和气气、实际上饱含血腥的制度。
“籴”，就是买粮食的意思，跟卖粮食的“粜”相对，一个入，一个出。和籴，其实就是政府用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在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用于财政和战略储备的制度。这项制度最血腥的地方，就在于政府强制购买的粮食份额，是在农民正常税赋之外的。
古代的粮食产量并不高，也不稳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非常强。很多农民在缴纳了正常的税赋之后已经所剩无几，还要面对政府的强制性收购，本质上就是政府将全国的绝大多数粮食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把天灾和战争造成的物资风险转嫁给了底层的百姓。
而“强制性”三个字，更是将这种血腥发挥到了极致。朝廷虽然规定了购买的价格，但是随着南宋经济的恶化，这个购买价格执行起来花样越来越繁多，除了某些地方的基层官员会克扣之外，他们还会用盐、铁、茶等商品来进行支付。这种以物易物的支付方式，永远是强势一方负责质量检测并核定质量等级，于是农民拿到的商品都是质量低劣的残次品，甚至连数量也不足。
随着宋代纸币（北宋叫交子，南宋叫会子）的兴盛，官府用纸币支付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朝廷滥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让纸币越来越贬值，农民更是苦不堪言。但是农民并没有拒绝权，和籴制度到后来，已经演变成一种额外的税收。
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殿中侍御史谢方叔在奏章里面说，此时南宋朝廷的国用和军饷已经全部依赖和籴收入。一方面说明了和籴对于南宋朝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南宋农民生存环境的恶劣。
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和籴法也快要进行不下去了。随着豪强兼并土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民间土地开始慢慢朝着大户手里集中。相对于底层农民来说，他们有更多的方法通过行贿来作弊，包括但不限于隐瞒土地数量、谎报粮食产量、虚构土地产权证明。有相当多的大户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行贿，他们本来就是朝廷官员或者退休官员，地方官巴结他们都来不及。
现在朝廷的和籴任务完成不了，只能把这些指标转嫁给普通农民，于是普通农民除了承担自己的和籴份额之外，还要帮大户承担，甚至有些农民根本就没有土地也要被强制购买粮食，他们只能自己高价购买之后来低价卖给朝廷。面对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很多底层百姓选择了对抗，甚至造反。
03 哪个不说出发点是好的呢
粮食收不起来，基层统治不稳，跟蒙古作战又需要钱粮，宋理宗和贾似道明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在他们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公田法。
“公田”顾名思义就是产权属于政府的土地，其实在北宋神宗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了，它的主要来源包括政府组织的开荒、军队的战利品、收缴的贪官财产等等。政府拿到这些土地之后，要么用军队来耕种，顺便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要么雇佣农民来耕种，农民只需要上交租赋就行。政府反正都要收租，农民反正都要交租，这种“去除中间商”的方式，对政府和农民来说都更加透明和直接。
但是在正常流通的情况下，公田的数量不会越来越多，因为皇帝要不停地给宗族、大臣、将军、僧道赏赐土地，而南宋又是一个在开疆拓土方面没有什么成效的国家，所以公田数量就开始无法满足财政需求了。
现在，宋理宗和贾似道都觉得，应该采取非常手段来增加公田的占比，这样就能把被大户用非法手段截流的田赋都纳入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来。于是，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二月，在贾似道的强力支持下，宋理宗设置了一个名叫“官田所”的机构负责措置公田，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大户手中“多余”的土地都收归国有，当然，是用购买的方式，购买价格也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土地的产量、也就是此前的地租来制定不同的档次，产量高的价格就贵一些，产量低的价格就便宜一些，看上去还比较合理。
这个“多余”，也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强制购买的对象就是朝廷在职官员，一品官员家中的土地最多只能保留五十顷，随着官阶的下降，土地持有量也依次下降，直到九品官员家中最多只能持有五顷。
贾似道的最初构想，是从两浙、江东、江西的官员家族手中收上来一千万亩的土地，每年就有六七百万石的粮食收入，不但可以满足军饷，甚至还能补充财政、平抑物价，如果效果好，甚至能把扰民的和籴也取消了。
但是由于这一项政策针对的全是官员，官阶越高，要拿出来的土地就越多，所以来自官僚阶层的阻力相当之大。宋理宗一度都有些犹豫，想要暂缓到秋后再执行。贾似道很清楚，这种事情一旦搁置下来，最终结果极有可能就是不搞了，便以辞职为要挟，这才让宋理宗同意立即执行，不过也打了折扣：执行区域缩小到了浙西六郡。
雄心勃勃的贾似道想要把浙西搞成一个公田改革的示范区，自己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甚至把自家在这里的万亩土地率先卖给了政府，随后宋理宗的弟弟荣王赵与芮、宗室赵孟奎也把家里的土地拿了出来。有了他们做表率，其他官员再也不敢有什么反对意见，公田法终于按照贾似道的构想推行了开来。
04 执行起来才知道厉害
但是情况很快就朝着宋理宗和贾似道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因为朝廷的支付方式出了问题。
岂止是出了问题，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大家原本以为朝廷会用现钱来支付，但是等到收钱的才发现并不是这样。
五千亩土地以上的支付货币构成为：白银占5%，官告（低级官员的委任状）占50%，度牒（僧道资格证）占20%，会子占25%。五千亩至一千亩土地的支付货币构成为：白银占5%，官告占30%，度牒占30%，会子占35%。一千亩至五百亩土地的支付货币构成为：度牒和会子各占50%。五百亩至三百亩，则全部用会子支付。
以南宋朝廷当时的经济状况，会子能够兑换铜钱的实际金额只有面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官告虽然算是一个铁饭碗，但是由于冗官太多，含铁量已经相当低了，度牒也基本上拿不到多少薪酬，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免徭役和赋税。在朝廷的所有支付方式中，只有一千亩土地以上享受的5%的白银算得上硬通货。
这种情况，其实是应该能够想象到的，朝廷要搞公田法的原因，就是没钱，你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一个没钱的朝廷拿出真金白银来收购田产呢？
很快，公田法就遭到了大家明里暗里的抵制，有权有势的人开始想方设法跟各地长官作对，有钱无势的人开始用行贿的方式来缩减自己的份额，到了后来，公田法的推行又来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后来的那种混乱局面：
地方官员想要讨好贾似道，于是拼命提高自己的指标，以求升官；
得到压力的基层官吏就加快了催逼大户的进程，权力寻租的空间开始频频出现；
大户为了保全家产，想方设法把任务转嫁给背景不如他们家族的富户，富户又只好层层向下转嫁，达不到征地标准的富农或者中农也被卷入到这一场土地改革浪潮之中……
到最后，无权无势无地无粮的普通农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租种公田的时候，官员要更好的绩效来讨好贾似道，所以提高了田租，租种大户私田的时候，地主为了填补自己的亏空，也要提高田租。不管租种谁的田地，他们都比以前的生活更苦了。
与基层场面越来越不可控的情况相反，宋理宗发现自己的财政收入在持续增加，这让他非常坚定地认为贾似道的公田法是一种非常好的策略，利国利民，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直到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三月初一，元军快要兵临城下的时候，谢太后终于想起来应该罢除贾似道当初颁布的各种扰民政策，包括已经变得臭名昭著的公田法。
2026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