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5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6系），成为6566班的新生。1966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在校党委书记刘达领导下，学校推出新的教改政策，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听课。作为刚满十八岁的大一学生，听说普通物理课可以选择著名实验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班上有过半数同学改为选上钱临照的课。
因为656年级选修钱临照的课的人比较多，所以每次上课地点都在教学大楼一楼中间的阶梯教室，那里可以容纳几百人听课。
1966年4月起，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等一系列文章陆续发表，接着又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矛头针对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5月16日以后，更是开始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但对彭真的批判还没有到公开点名的程度，我们这批年轻学生，起初对于这样的政治事件也不那么敏感，还是依旧埋头读书。
5月25号左右，系里安排了一次党课，地点就在教学大楼一楼中间的阶梯教室，听课对象则是无线电系低年级（一二三年级）写过入党申请的积极分子。系党总支副书记欧阳芳球同志授课，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副书记。讲课的内容重点，强调了要“走历史必由之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献身。欧阳书记当然是做了准备的，但他讲课才十几分钟，突然有几个63级的学生站起来，包括张安东（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的儿子）、何园园等，质问他：“你为什么在党课上放毒？”，“你不知道走历史必由之路是谁讲的吗？”（我们事后才知道，“走历史必由之路”是彭真的名言）。
欧阳遇到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显然是毫无思想准备。只见他一下子愣住了，先是站着不动，眼睛翻白，接着，身子在讲台上摇晃起来，摇了几下以后，向右倾倒，直挺挺地倒在讲台的地上。
听课的学生，包括我在内，大部分是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人。像这样被责问几句就吓得倒在地上的场面，以及牵涉到中央领导的政治事件，都是完全陌生的事件。登时，课堂大乱，有人去照应昏倒在地的欧阳书记，而大部分听课的学生，则纷纷散场回自己的宿舍。
从这天起，北京市的政治形势，就成为我们课余饭后的中心议题。
几天后，6月1日早上的新闻连播节目，播送了经陈伯达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在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关注和轰动。第二天，即6月2日早上的新闻连播节目，又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整个学生队伍，一下子乱起来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北京市的政治形势上面。从我们住的七栋到一食堂的路上，一下子满是站着听广播的人群。
上午第一节课，是去阶梯教室上钱临照教授的普通物理课，我们安下心来，专心听课。但教室外走动的人不断，嘁嘁喳喳的议论声不断传入教室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都是教学大楼楼上下来的学生们。十几分钟以后，我们教室也开始有学生退出课堂往外走。接着，走的人越来越多，课就上不下去了。留在教室里的学生，窃窃私语的人也多了起来，钱教授没法讲课，只好宣布“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
离开教室回宿舍，讨论议题自然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怎么啦。大概到十点多钟，系里正式来了通知，“校党委决定，明天全体师生步行去北京大学，声援那里的革命师生”。
实际结果，从那天起，全校进入了停课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