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是与“文革”联系在一起的，想起来有很多的不愉快，更多的是无聊，尤其是想透了以后，更觉得无聊。我自己在干校的经历，主要的说，是从怀疑清查“5·16”到自己被打成“5·16”。
我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下干校的。在下干校之前，已经开始清查“5·16”了。经济所当时有一批群众组织的骨干，绝大部分都成了“5·16”分子，他们都在30岁左右，出身也好，有的是刚从学校出来的。我那时大约40岁，心想，这么多年轻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5·16”？那时已经怀疑了。学部1969年11月下去的。我爱人在文学所，下到信阳罗山，我曾提出可不可以在一起，军宣队说不行，必须分开。于是我把她们母女送到罗山，我随经济所到了息县。
我被编在七连一排，当了芝麻官副班长。我们排那些承认是“5·16”的人，也在一起劳动。我这个人好问问题，也喜欢叫真儿。所以我的怀疑自然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劳动之余我就问一个搞农业经济的“5·16”：“你怎么变成‘5·16’的？”他说，“我根本不是‘5·16’，是被迫承认的。”我问为什么？他说，在他被隔离期间，父亲病重。电报发到所里。但是，就是不让他回去，不断地开会要他交待“5·16”问题。他没有办法，只有承认。这样，他才能准许回老家探望病危的父亲。我将信将疑，不知是真是假。于是又问了另一位搞思想史的被打成“5·16”的人。他也说自己根本不是“5·16”。我说那为什么承认呢？他说：“不断开会受不了。”说有一天，审查他们的人带了一个出身好的对立面群众组织的人来劝说他：“你不要忘记你是个好出身。犯了错误，交待了，就没有关系了，组织上看重你，以后也就没事儿了。”他说：“我没有参加，无法交待”。那位就告诉他，别的人如何交待的。他依样画葫芦，也承认了。当时说“5·16”反总理，反林彪、反毛主席。我想，有那么多罪行，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我又不停地问。他们也肯跟我讲，愿意告诉我一点真话。他们说，这个承认的过程，是一步一步逼过来的。先是被隔离，关键要你交待参加“5·16”组织。然后放你自由，给一点待遇。过几天，又来问你，说参加了组织，总要有活动吧？反正不断地暗示你，要你承认参加反总理的活动。这么着，又给你点优待。再过儿天，又说，你们“5·16”就是反周总理嘛！别的人又都承认了好多别的事呢！这一次就承认是反林彪。再下一次，就说你们反总理、反林彪，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是主要目的。他们说，整个儿一套逼供信，他们被迫承认了，但没有一个罪行是真的！
我听了很惊讶，心想怎么能这样做呢？党有政策，不能瞎来，不能搞肃反扩大化，对人不负责啊！我把听到的情况，私下里也偷偷地告诉我的一位老友田光。我们一个群众组织的，他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党龄比我长。我跟他交换意见，他说：“逼供信肯定是有的，但你也不能完全相信某些话。”但我这个人有一种刨根问底的劲头，仍一个劲地了解情况。我又找当时搞“5·16”专案的人问：
“有没有这么多‘5·16’？说人家是‘5·16’，有什么根据呢？”他们有的人回避，不谈。也有的人说：“是有这么多，都是有根据的。”我问什么根据，说是填过表。我问：“你见过表吗？是不是跟党员表一样？画给我看看！”回过头来，我又去找“5·16”，问他们是否填过表。他们说承认填表也是没办法，都是诱供，只有跟着往下滑。有一位告诉我，给他看过好几种表，让他挑一种承认。
我如此了解“5·16”案件，也不知是为什么。可能就是为了弄清楚一个间题。我这样不断探索这些事，倒没想到，这些活动成了别人说我是“5·16”的证据。1970年继续清队时，我也被打成了“5·16”！
我们连的军代表姓李，30多岁，是连干部。我认为，军代表是很受某些群众组织的人的影响的。受谁的影响大，就听谁的话。1970年底学部要揪出一个“二套班子”，即“5·16”的“第二套班子”。学部有过三派群众组织，互相斗来斗去。我们这一派，就成了“二套”的主要对象。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劳动回来，吃过饭我们连就开批斗会，开始揪“二套”了。那晚首先揪的就是我。在揪出我的前一天，连里改选。原来我是副班长，改选后还是副班长，但原来的班长变成排长了。以后排里的运动都是他出主意搞策划的。改选那天晚汇报时，有人起哄要我唱歌。我本来不会唱歌，也从不唱歌。那天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唱了一段李玉和的《红灯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的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真奇怪，好像是一种预兆，我唱了整整一段。
揪我怎么揪的？先让我们班的那些被我问过的“5·16”，一个个的上来揭发我。揭发我是怎么问他们的，他们怎么讲了假话，我却相信是真的。然后，又逼田光起来揭发我，说我跟他说过哪些。这样两面夹攻，就给我定了搞反革命串连罪。说：“你为什么这么关心‘5·16’问题，你自己不是，怎么会这样做？你干扰清查‘5·16’，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你是‘5·16’！”我被当场宣布隔离审查，从一个革命群众变成了一个反革命。我们连那晚上共揪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一个是田光，一个是吴敬琏。
我被打成“5·16”，没有半点站得住的根据。我一度确曾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嘛。从批孙冶方到批刘少奇，我都参加批了。但我没有搞打砸抢，也没有任何所谓“5·16”的反革命罪行，比那些揪我的人，要清白，干净，正确得多！尽管我没有所谓的“5·16”罪行，但被打成“5·16”，诉冤无门了！军代表是一个浑人。学部有的所，揪了“二套”，有的所没有揪，这和军代表浑不浑也有关系。不过，在1970年冬，我被揪出来以后，学部的“5·16”越来越多了。
1971年春，学部全迁到河南明港，不搞劳动搞运动。我们七连又充实了一批新的军宣队。是学部军宣队的总头从部队调来的。新来我们连的军宣队里，有一位姓白，20多岁，很精干，头脑清楚，办事也负责。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要求单独跟他谈。他答应了。一天下午，在一块田边，我跟他讲了经济所的历史。特别是“文革”群众组织的情况，也包括我自己的情况，着重谈了我由怀疑到被打成“5·16”的“串连”的事情。他听了我讲的情况，很吃惊。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一定回去反映。结果，第二天连里就开会。会上说：“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的’5·16＇分子想翻案，挑拨军宣队和连干部的关系！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听了，心里很清楚，又记上我一笔账了。没几天，小白就调离我们连了。以后在校部见过他一次，没说话。
当时工、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从学部情况看，工、军宣队往往是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包围、利用、操纵的。有些人让工、军宣队帮他们说假话做坏事。把工、军宣队当“枪”使。工、军宣队是受蒙蔽，被利用的。我们经济所100多人被打成“5·16”，占了1/3还多而且有的人还嫌少了。“文革”后期，军宣队也发现清查有问题，想纠正，于是那些人又起来反军宣队，说他们包庇“5·16”。当时让工、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是一出闹剧。
干校的劳动很累，生活很苦。这都没什么。在被打成“5·16”之前，我爱人带着七八岁的女儿也到了息县东岳。先是分开住，后来找了半间农民的灶房，是用秫秸搭起来的，如窝棚一样，我们搬进去住了。下雨时，满屋漏，用盆子、缸子接雨水，连碗都要用上。屋里屋外一片泥拧。尽管这样，多少还有一些自由。但是，揪出来以后，劳动照旧，却不准回家了。把我关在一个地方，要我交待问题。我们排那位排长要我交出黑材料，我说没有。他们要我带他们回家拿材料，我说钥匙在我爱人那里。他们逼我写条，派人去拿钥匙。我只有写条，本希望她能抵制一下。但她不明就里，交出了钥匙。排长带着几个亲信，逼我带路到我家里抄家。那天下着雪，走了二三里路，开门进屋。他们抄了半天，没有抄完。第二天又去抄，从木箱子里把我手抄的几厚本毛主席著作都拿走了，我有些个人信件与日记本，不愿交的，排长要我都带到连里去，让军宣队来找我，逼我交。那时我真无可奈何啊！那时，爱人在别的乡里搞农村整党，不常回家。家里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的，她后来才知道。
抄家不说，还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来批斗我。多数人是敷衍应付，但排长可是无所不用其极，唯恐不把我打成反革命。我这个人什么事都认真，说我有什么罪，我就论证没有罪，跟他们辩论。于是就不断开大会小会，“打态度！”我白天抽烟顶着，晚上失眠，只好吃“菲那根”。我越辩论，他们批判就越升级。从班、排到连，用尽各种办法给你抹黑。有的人会上批你，会下对你还客气。但也有人毫不客气。1970年除夕之夜，连里群众都看电影去了。我和另一个“5·16”在看宿舍。那一位“5·16”家里出了事，但两三年来都没让他回家。他在下干校前就被隔离了。寒气袭来，四周一片寂静。突然间，他嚎响大哭，哭得伤心极了。我劝他，劝不住。
第二天大年初一，阳光明媚。我走出小屋子，往后面一排房子一看，二排的吴敬琏在离我约50多米处洗衣服。他抬头看见我，开口唱了一段样板戏：“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当时承认自己是“5·16”的不少。他用“泰山青松”跟我暗示。他没有承认，也要我挺住。下午，我对连干部说想回家一次。那人说：“你好好交待，交待了才能回家！”我愤怒极了，但也无可奈何。回到小屋，在一张纸上写了五个字：我渴望自由。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啊！那时，不仅长期不让我回家，女儿从常州她姥姥家来，排长也不许我爱人带着女儿见我，只让八岁多的女儿单独见我。我跟爱人无法通消息，就想到了写信。校部有一个信箱，我们常去那里劳动。于是我写信塞在信箱里。过了两三天，连里又点名了，说这是“有的人在继续破坏清查运动！”把我的信都没收了。这荒唐吧？到明港时，要搬家。我被指定帮人搬家，有的人家指手划脚，真把我当劳改犯了。讨论搬家时，排长坚决要帮副排长搬家，副排长坚决不要他帮忙搬家。个中奥妙，我想是排长存心要把副排长也打成“5·16”，好趁帮助搬家的机会看准以后如何抄副排长的家。经济所很多人私下都说排长是存心要置别人于死地的人，那怕你曾有恩于他。
最后我想跟你说说，我们这帮人为什么会挨整？经济所的所谓“二套”都是业务上、政治上比较强的，基本上都是业务骨干。从经济所的历史情况看，50年代批所长狄超白，60年代批所长孙冶方，这些我们都参加了，是当时紧跟政治的结果。“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些人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有的还成了“黑帮”。但我们不服气，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就响应号召捍卫路线，争取走在前面。我们曾以“共产主义战斗队”的名义，翻印了北师大一份反江青的大字报，这事也成为后来“反革命”的一个证据。我们还曾四处出击，反“左”反“右”，表示自己正确，得罪了很多人。到最后整“二套”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也算还“债”吧。凡是参加过“文革”的人，都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因为这个“文革”本身就没有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嘛。
我抄的一千多页稿纸的毛主席著作，当时是内部的。我是从小报上抄的，现在大都公开发表了。在整我时，据说有人交待，说“5·16”组织有分工，周叔莲分工抄毛主席著作，是整毛主席的黑材料！真是天知道。我是为了学习毛主席思想才抄的。这些材料直到1978年，还不还我。我火了，说再不归还，要上告了，这才退还给我。
“文革”中，下放干校这样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非常荒唐、错误的。在干校你斗我、我斗你，终于使人感到“斗”是毫无出路的，是在浪费生命，制造丑恶。因为极“左”，批孙冶方，现在才更理解到孙冶方是对的。人整人有时也产生相反的作用。
我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认真。在干校，就这样认真了一场。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