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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院1921年成立,距今104年。
图为成立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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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么豪华,因为赞助人是约翰•洛克菲勒。
20世纪初美国最富有的人。
除了是“石油大王”,他还是一名基督徒。
身边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建议他将精力转至慈善,成立慈善基金会。
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总收入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社会形象。
洛克菲勒在六十岁时说:
“我相信这是一个宗教任务:公平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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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描述过医疗这个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这种普世一致的同构性正是医疗最大的特色,它是律法所没有的,也是教会所没有的,即使有,其程度也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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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生耐心解释
2、富有同情心
3、对病人决不耍态度
这3点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
胡美在典礼上说:“医学校主要是培养医生,但协和这所新学校,还要培养科研精神和学生的自学能力。他们日后不仅是优秀医生,还要具有独创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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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的诞生及后来超越医学的影响,印证了成就伟业的两个必备条件:
1、精细筹划、严谨实施,
2、当时中外环境创造了合适的氛围。
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在特定的职业境况下,大学教授会努力实现并且十全十美地实现某一个既定的职业理想。
当一个人从生活的燃眉之急、斤斤计较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闲暇有条不紊地用于思索内在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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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钱,必须是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
“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
洛克菲勒父子曾这么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
钱要用在“关键拐点”。什么是关键拐点?在他们看来,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
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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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位哈佛医学教授的说法:医学生在医学院里应该完成五个方面的成长:
知识的增加
躯体的成长
情感的成熟
社会判断
道德操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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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教育专家Dr. Gerald S. Lazarus,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
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有着三十多年的医学教育经验。近几年常到中国,和中国七十多家医院交流医院管理的经验,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他认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1、中国的医学教育着重记忆知识,不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能力与知识之间存在距离。
2、中国医学生的人文修养缺失,医学生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单一教育背景,从“医”而终,爱好寡淡。
不仅仅是医学院,几乎所有中国大学在今天都沦为了“一条满足社会学位需求的生产线”。在医学生的大学生活中,只图考试过关,从应试角度出发,去判断那些知识值不值得学习。读书阶段被看做是一段职业生涯开始之前的漫漫长夜、痛苦煎熬。这段熬过去,自己便掌握了脱离苦海的舟楫。
医学生们更愿意“死记硬背”那些据说是有用的知识,教育不再是对个人的全面塑造。即便是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也许从未超越过机械记忆的境界。他们有的尽管有百科全书一般的渊博,但却从未真正感受到一种作为医生的精神劳作的气息。
如何在医疗的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今日医学院教学的新挑战。
中国医学生过早地接受“专才教育”,而非“通才教育”,将更容易过度地强调医学的科学因素,也更容易忽略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悲悯。
奥斯勒极力主张,医生的教育重医术的养成,但由于医学知识的有限,应辅以人文的修养。人文修养有如酵母,可以催化医疗的关怀、同情心。
“在一根树枝生出的两串果实,就如医学的人道与科学,必须互相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