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新中国。在3年困难时期我们唱的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是流着眼泪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的。我196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已经考上研究生，导师赵景深先生认为，到文学所工作比读研究生更好，于是建议把我分到文学所。但这一切，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为了表示革命，在志愿栏填上了服从分配，结果被分到了学部文学所，就这样我离开故乡上海到了北京。
我到文学所后，“文革”前只两年时间，就已参加了两次“四清”。“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第一次下去，跟古代研究室的曹老夫子住一间房。他是旧式书生，把“四清”说得很可怕。说红眉毛、绿眼睛的人多得很。我们聊天时怕隔墙有耳，就讲上海话。讲上海话还不放心，就讲英语。姓黄说yellow，姓王说King，搞得草木皆兵。第二次，更是以搞土改的方式来整干部，也有偏听偏信的。我认为“文革”实际上已经预演过了，不过是把“四清”那一套搬演过来。开始是整基层干部。后来“文革”弄到国家上层了。
“文革”时，学部大乱。两个群众组织，“红卫兵联队”和“红卫兵总队”都搞革命行动。我也拿着鸡毛当令箭，参加过抄家。尤其可笑的是，被抄家的对象，是我一贯敬仰的钱钟书老先生。记得那一天，一批人说是去干面胡同钱老先生家搜武器。钱先生会有武器吗？我想都没想，就跟着队伍走了。到了钱先生家，一进门，看见客厅放着一架钢琴，是他女儿的。我不禁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钢琴！”好像我是在参观他家似的。多年以后，钱先生还记得这句话和我那副幼稚的表情。钱先生和夫人杨绛是很讲究生活情趣的。杨绛很注重衣着打扮，她的服装皮鞋都比较考究。这在当时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来，钱先生进了牛棚，他和何其芳都打扫厕所，我们对他们都有恻隐之心。当时造反组织派我监督他。我对钱先生越熟悉，我就越尊敬他了。我老称他“钱先生”，还请教他许多问题。比如英文的犬儒主义、达达主义。钱先生告诉我，你不要迷信铅字，洋人的铅字尤其不要迷信，你不要以为是洋人的东西就好，他们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对的。说着他随手指出一本英文版阿尔巴尼亚画报中不少语法错误。为此我持别佩服老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一次，我看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是从法文版翻过来的。有一个词Clasic，我怎么也弄不清楚。英汉词典、韦伯斯特词典、简明牛津词典都查过了，都没有。我想去请教钱先生，正好碰见钱先生散步出来，我便上去问他，我刚说出Clasic，钱先生说，噢，这是一个法国地名，当地以烹饪见长，后来就引伸为“佳肴”之意。就这么小小一个词，他随时可讲出出处，钱先生的学问可见一斑。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很多是肆意胡来。比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大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形清朝官帽，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他是在3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国，在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博士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着《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他在“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阳棉袄暖烘烘。”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荒芜也写得一手好诗。据说有许多是嘲弄诸般现象的。当时学术权威们全被弄去扫地扫厕所。荒芜引“斯文扫地”而反用之：“如今扫地尽斯文”，成为古为今用之冠。
“士可杀不可辱。”为了自己的尊严情操，诗词在“文革”中十分流行，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和倾诉。也许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说实话，开始分配我到北京，我来了，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北京玩一玩。我心里总愿意回上海，对北京没有太多的感情。到下面“四清”时，过中秋节，我一人呆在农村的苍凉月色下，就偷偷哭过一场。我不愿只身一人在北京。可是，突然通知说要离开北京下干校，我的感觉是若有所失。我住在建国门外宿舍一个套间的其中一间。我的东西不多，也不过一个箱子和一些书。匆匆收拾好衣物、被褥、脸盆之后，房子里空空荡荡的。地下散落儿张旧报纸，在窗台上，一盆小花半死不活，已经几天没浇水，快枯萎了。这一切使我觉得是在跟自己的过去告别。过去只剩下这副家徒四壁的模样。我悲从中来，不禁失声大哭。
恰在这时，跟我要好的一个工宣队广播员郝铁军来了。我跟郝铁军是在食堂认识的。我那时在学部食堂帮忙做白案，他每天播音完到食堂总是晚了、只能吃馒头咸菜。后来我专门给他留一点菜。他是工宣队员，我是知识分子。但他崇敬知识分子，是报社的通讯员，喜欢写点东西。于是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常到我宿舍来玩，互相说说心里话。我给他讲文学的ABC，又把一些名著讲给他听。他爱讲故事，我还帮他分析了讲故事的长处，鼓励他写东西，后来他还真写出了作品。我们走的那天，他来了，陪着我流眼泪，又安慰我说：“大哥，你别难过，你们会回来的！”
我说，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呢！这时我忽然觉得北京是那么温暖。到干校之后，我做梦都梦见北京，梦见我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走着，还逛旧书店，我觉得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随时想回到亲人身边。下干校对我来说，如充军一般。古代充军的滋味，只在小说里读过。我自己认为下干校和充军可以相比。我讲的是心情。其实我在干校算是没下过大田劳动的。因为在北京我做过白案。下去之后，我就一直在食堂工作，还做白案。人家问我在干校做了什么，我简单的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从白的到黑的，从软的到硬的。你说这像是“黑话”？我解释一下，白的软的是和面做慢头。黑的硬的是到农机厂当钳工。就是说，在干校时，我一半在食堂，一半在工厂。
干校组织机务队，派到息县学工。一共五个人。我学钳工。还有学锻工、焊工、车工的。记得我跟钱先生说要去学钳工，他说，好啊，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要好好学。那时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烧锅炉，老烧不开，我们都叫他“钱不开”。烧开水不行，干别的还行。有一次县公安局开一辆警车把他接去看档案里的英文，当时还把我们吓了一跳。钱老先生送我一本他女儿钱媛用过的英文词典，还在上面用英文题字：送给亲爱的刘士杰同志。钱先生送给我英文字典，使我更坚信文化知识肯定是有用的，这本字典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已经23年过去了。临分别时，钱老还拥抱我一下。我去县农机厂，心里总是有些愧疚，因为很多女同志都下大田劳动，晒脱了一层皮啊！插秧时蚂蝗叮腿吸血。脱土坯一天下来根本没有力气了，真是累死累活的。
县农机厂环境比较好，不搞运动。因此我也感到没那么压抑了。在那里呆了10个月，偶尔回连里拿工资。如果说干校生活没有使我特别痛苦，那是工人师傅给我的。在他们中间我觉得特别痛快。息县城北紧靠淮河，农机厂有个技术员是北京人，就住在城北。他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但他想北京，老叫我“老乡”。他介于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是一个老三届的知青。他始终一口北京话。他常请我们去他家坐一坐，我们还一块去淮河游泳。他对我们很亲热，但从不给我们介绍他的爱人。这位“老乡”师傅的思乡情怀，也曾触动了我的情感。那时我单身一人，唯一思念的，除了上海家中的母亲，就是我的北京了。有时回想在北京的时光，一种依依情怀油然而生。一次，从“老乡”家回来，我坐在孤灯之下，写了一首《调笑令》。
调笑令－—与友游长城记旧
春昼，春昼，
塞外青山依旧。
古城容易斜阳，
别梦西楼夜长。
长夜，长夜，
起看月光如泻。
这是1970年5月17日。
从息县农机厂回来，学的钳工总算派上用场，做了一个耕地的耙犁。我要感谢工人师傅对我的耐心，我学钳工把钻头弄断过，他们从没有责备过我。做这个耙犁时，铸件是浇铸好了运过来的。锻工把铁件打出样子，焊工把铁件焊上，钳工钻眼，上铡钉，车工做一些小零件，我们机务队这些车床都有。我们几个人用了十多天时间，做成一个十几个齿、一米多长的耙犁，装在拖拉机后面，耙地平地。后来我们迁走时，这些东西都留给当地农村了。听说息县发过一次大水，把我们当年的房子全淹了。息县据传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息夫人所居之地，息夫人因亡国而悲泣，眼泪不干，流淌成淮河。所以息县屡犯水灾。
在明港我给Z办过学习班。就是“5·16”的学习班，一直在搞，没有停过。Z是《进军报》的主编，我编的是《长城报》，两派组织的喉舌报，我成天拿一个马扎，坐在他面前。别人给他施加压力，我却像是在求他一样，“你交待了得了。有什么就讲出来算了。”你问我是不是搞逼供信？是这样，我的领导是军宣队，他们一定要我去给他做工作，让他交待。军宣队是利用我们整他们。当然那时并不以为军宣队和这些所谓“5·16”说的都是虚构的东西。我这个人也并不想整谁。“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步步深入搞下去的。
在军营我又去食堂干了一年左右。红案黄师傅是张闻天的厨师，也是上海南汇人。黄师傅对张闻天很有感情，但不多讲。他的菜炒得好，我跟他学了不少炒菜。黄师傅的拿手菜是“霸王别姬”，甲鱼炖鸡，做出来色香味俱全，堪称一绝。
在明港时，派我回北京搞过一次外调。是我一位同学在专案组有意为我争取的机会，当晚我特激动，想到要回北京，久久不能入睡。等到入睡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坐飞机回北京了，很兴奋的。由于在明港吃得好，放开吃，身体长胖了。为此还吹了一个对象。是她嫌我胖，不像小伙子。那时倒有点物质丰富，精神贫乏呢！
后来，让我教唱样板戏。过去我喜欢昆曲，也会唱一些段子，是上海昆曲社的社员。我分到北京时，我的老师赵景深先生推荐我找俞平伯先生学昆曲。那时俞老住在皂君庙一处四合院里，称老君堂。那天下午，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院中，只见院里一棵桃树，一棵梨树。正是初秋时候，树影斑驳，回廊杳无人迹，四周寂静无声。我还在观望，一个黄黄的熟透的梨子“啪”一下掉在青色方砖地上。此情此景在我脑子里像一幅画，一直留存着，当然，俞老见我之后，遗憾地说，北京昆曲社已经解散了。那时候，是我向俞老学唱昆曲。没想到明港军营中，俞老向我学唱样板戏。我一肚子样板戏段子。看的是样板戏，开会前也要唱样板戏。我就变着法子唱老生、花脸、青衣的段子，有时干脆一赶三。无聊中这么打发日子，心里却是别有一番惆怅，不知前途何在。这首《南乡子》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白露洗清秋，
叶自飘零水自流。
梦觉寒蛩如泣诉，
乡愁，
独望西窗月似钩。
霜染少年头。
虚度韶光壮志休。
碌碌风尘无建树，
堪羞，
旅雁孤云万里游。
这时是1971年的10月。
“9·13”事件之后，1972年，干校的人陆陆续续回北京了。听说江青曾明确指示：学部的文章不能发，书不能出版。因此有一度我心灰意冷，又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想调离北京。我想这样不如回上海，为此我还去复旦打听过要不要人。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要想到老所长。很多时候，我想到何其芳是会掉眼泪的。“文革”时，斗他斗得很厉害，让他站在台上，低头坐“喷气式”飞机，他身体胖，胳膊弯在后面，都快掉到台下面去了，他一个劲说：“同志们，我的重心、重心……”他想说他重心不稳。当我把自己想调离的想法告诉老所长时，他给我讲的一番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刘士杰同志，我做为所的负责人，感到很过意不去，心里是内疚的。你们1964年来，到1972年，没干什么事，你说你要回去。我想，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回去。你如回去，总要有些文章，总要有点成绩，做点成绩再回去嘛。不然，你来的时候怎么样，回去的时候，还是怎么样。有点成果，回去更好一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我心想，老所长，这几年你不是也没干什么事吗？可是他总想着年轻同志，想到自己的责任。这一点使我感动。我也安下心来，没有走。我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学习，把时间都用在写大字报上了。老所长还说了，今后你不论写什么文章，你随时来我随时帮你看！他的事情很多。我后来找过他两次，他真的放下手里正在翻译的《歌德对话录》，认真看我的文章。可以让老所长欣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四人帮”的倒台。我很佩服老所长，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的信念还是不变。他始于《画梦录》，终于《毛泽东之歌》。知识分子的改造，造就了许多伟大的悲剧。
干校虽不堪回首，但是苦中有甜，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我的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因此我想到息县那个满是尘土的小城，想到东岳镇那一条赶集时闹哄哄的土路和那些穿着黑袄黑裤的农民，是辛酸的温馨、无法忘怀。这种感觉是非常复杂的。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长夜孤零的日子。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