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美国经济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随着川普政府实施的全面关税政策引发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经济学家和市场观察者开始频繁提及一个令人不安的术语——滞胀。
4月16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主题为“经济前景”的讲话，重申美联储将先观望、待形势更明确后再考虑降息行动，并警告美联储正面临降低通胀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存在冲突的两难挑战，这也引发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一方面，美国的通胀尚未降低到目标水平，美联储不打算实行积极的降息政策。另一方面，如果为了抑制通胀而继续维持目前的高利率，美国经济可能会放缓甚至停滞、衰退，导致通货膨胀和增长停滞并存的问题。
一、什么是滞胀？
滞胀是指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高企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经济状态。这一术语最早由英国政治家伊恩·麦克劳德在1965年提出，用以描述当时英国经济的困境。滞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两种通常被认为相互矛盾的经济问题——低增长和高通胀——结合在一起。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通胀通常与经济过热相关，而失业率上升则与经济衰退相伴。然而，滞胀打破了这一规律，滞胀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可能同时上升。这使政策制定者陷入两难境地：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加剧通胀，而抑制通胀又可能进一步恶化失业并使经济停滞。
二、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是怎么发生的？
滞胀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整体持续时间从1970年初开始，直至1982年末美国进入复苏期。70年代美国发生滞胀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制度变革、地缘冲击、政策失误、国内结构性问题与全球环境变化等多重诱因的叠加效应引爆了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以下是关键因素的简单分析：
1、美元贬值与“输入型通胀”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1）以美元与黄金挂钩为核心，维持全球固定汇率制度。然而，1970年代初，美国因越战与“大社会”福利计划导致财政赤字扩大，美联储大量增发货币以配合财政支出，这也让各国对美元信心下降，争相将美元兑换黄金，导致黄金储备大量流失。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美元随后大幅贬值，国际贸易原材料价格上涨，推高了美国通胀水平。研究表明1972年2月至1973年2月之间，美元贬值使通货膨胀率增加了2个百分点以上。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也导致美联储货币发行不受约束，也为后续的滞胀埋下了伏笔。
2、美联储宽松政策与“需求推动型通胀”
70年代初，美联储优先应对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M2货币供应量在1970-1973年间年均增长超过10%。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了总需求，但没有解决供给侧瓶颈（如生产率下降、能源成本上升）问题，导致了需求推动型通胀。石油危机后，美联储未能及时收紧货币政策，货币超发加剧了通胀预期，进一步推高物价。
3、粮食歉收与石油危机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全球粮食产量下降，美国作为主要粮食出口国受到影响。1973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全球粮食上涨约50%。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中东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原油价格从每桶约3美元暴涨至12美元。石油是工业生产和运输的核心投入，油价上涨推高了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1974年12月，美国通胀率跃升至12.3%的阶段高点。
4、工资-物价螺旋与经济停滞
70年代美国工会力量强大，面对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工会通过集体谈判推动工资快速增长以抵消通胀，而企业将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转嫁到商品和服务价格上，继续推高了物价。工资-物价这种螺旋上升关系使通胀预期根深蒂固，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高工资和高成本削弱了企业盈利能力，抑制了资本投资和生产扩张，进一步推高通胀并抑制经济增长。1973-1975年经济衰退期间，GDP增长率接近零，失业率从4.9%升至8.5%。
综上所述，美国70年代的滞涨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滞胀的持续使得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的政治生涯深受打击。联邦储备委员会最终通过大幅提高利率（1980年代初利率一度高达20%）引发了一场人为的深度衰退，才遏制了通胀，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三、2025年美国经济背景：滞胀风险的触发因素
2025年4月，美国经济基本面仍具韧性，但因为通胀已经持续了几年，川普政府的新关税政策、全球贸易战威胁以及国内政策不确定性可能构成滞胀风险的潜在催化剂。通胀、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综合数据表明，滞胀阴影不容忽视。
就业方面，4月4日（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非农就业人口增长22.8万，高于预期的增加14万。虽然劳动参与率上升，但失业率略升至4.2%，前值是4.1%。这显示在全球经济面临广泛关税冲击前，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健康，但是失业率上行的苗头已经出现。
通胀方面，4月10日（周四）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通胀率降至2.4%，低于2月的2.8%，主要得益于能源价格回落。然而，关税政策正推高通胀预期。密歇根大学4月11日（周五）公布的调查显示，1年通胀预期飙升至6.7%，创1981年11月以来新高。而纽约联储4月14日（周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1年期通胀预期创下18个月来的新高至3.58%。密歇根大学较高的通胀预期可能反映了消费者对关税和物价上涨的敏感情绪，而纽约联储的较低预期则更基于专业机构的理性判断，两份调查的差异凸显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分歧，但均反映出对放缓和衰退的担忧。
此外，关税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重塑全球供应链，直接推高通胀，同时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例如，欧盟或加拿大可能对美国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加征反制关税，进一步削弱出口竞争力，加剧经济增长压力。
根据高盛4月6日发布的报告，即使无额外关税，美国有效关税税率仍将提高约15个百分点，这将导致美国GDP增速从2024年的2.5%下降到2025年的0.5%（按季度同比计算）。高盛预测，到2025年底失业率将上升至4.7%，且风险偏向于更大幅度上涨，未来六个月通胀率将加速至3.5%左右。
尽管3.5%的通胀率和4.7%的失业率低于70年代滞胀的严重程度，但其组合已足以引发市场对“类滞胀”的担忧。与70年代不同，当前美联储以2%通胀目标为核心，货币政策更具约束性，但全球化加深的供应链复杂性使关税的通胀效应更广泛。
高盛称，美国经济虽然不至于完全衰退，但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衰退风险仍然存在，未来12个月内美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的概率达45%。这是时隔一周，高盛再次上调这一预测指标。
四、美国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有利因素
虽然从通胀、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预期来看，美国的滞胀阴影挥之不去，但川普政府的一些核心经济政策，以及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也正在为美国经济带来耀眼的阳光面。
首先，川普政府将能源自给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大力推动油气资源开发。川普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要求全面扩大油气开采。美国拥有丰富的油气储备，这是上天赋予美国的财富。在川普第一任期内，2018年美国的石油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彼时美国油价低廉，能源价格的下降促进了各行业的蓬勃发展，2019年失业率一度降至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拜登执政后，以气候保护为由叫停了大量油气开发项目，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动了拜登时代居高不下的通胀。
2025年3月，美国通胀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能源价格的回落。随着能源开采力度持续加大，未来能源价格仍有下行空间，这将有效对冲因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
此外，美国作为农业大国，粮食可完全实现自给。能源和粮食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这两者价格维持在低位，即便关税导致衣物、消费电子等非必需品价格上涨，也不会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造成实质性影响。美国人完全可以通过减少非必需消费来应对物价波动。
这种消费结构带来的影响有限，不会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形成供需两头受压的局面。因此，即便GDP增速放缓，甚至出现技术性负增长，但由于国内供给充足，也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经济衰退。
其次，除中共之外，世界各国普遍表达了希望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的意愿。随着相关谈判逐步取得进展，美国将在国际贸易中争取到更加公平且有利的位置，推动出口增长，并逐步平衡贸易赤字。这正是川普关税政策的短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制造业回流）。在贸易平衡实现的基础上，美国将同时获得两方面的收益：一是政府通过关税获得数千亿美元财政收入；二是美国出口商获得更多利润。川普政府计划将部分关税收入用于减免部分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而这些减税红利与出口盈利将进一步转化为国内消费动力，从而抵消部分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第三，欧洲地缘政治局势正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俄乌战争已初现结束曙光，俄罗斯表示愿意推动永久和平协议，乌克兰方面也已与美国达成矿产资源合作协议，表明川普政府在俄乌停战斡旋方面已取得成效。俄乌两国皆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足以替代美国过去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这一地缘政治转变有助于美国供应链重组，避免关键资源依赖单一国家带来的风险。同时，川普政府推动的印太战略也取得突破，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关键国家加强在稀土、芯片、能源与军工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在构建一个围绕美欧日的高端产业链新秩序。
这一切意味着，尽管当前美国短期内面临滞胀压力，但从中长期看，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内需市场、自给自足的资源保障能力、技术与产业链的话语权，以及川普政府主导下逐步成形的去中共化全球战略格局。只要稳住基本面，强化内循环、加速外部战略布局，美国经济极有可能穿越滞胀阴影，迎来新一轮复苏。
五、结语：警讯中的转机逆风中的突破口
滞胀是经济政策中最令人头疼的“灰犀牛”，它考验的不只是货币或财政工具的灵活性，更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战略定力的体现。美国当前正面临与20世纪70年代相似的宏观背景：地缘冲突、货币超发与产业转型交织叠加。然而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国在能源自给、农业强国、科技创新与全球战略布局方面具备更多主动权。
美联储释放的滞胀警讯确实应引起高度重视，它提醒川普政府在执行强硬贸易政策的同时，也必须同步调整内部产业政策、减税措施和劳动力培训等配套政策，避免经济陷入持续的结构性停滞。但这场看似逆风的挑战，恰恰也是川普“美国优先”战略的历史性试炼。
唯有在全球重新洗牌的大时代背景下，通过重塑贸易秩序、恢复制造业基础、推进能源独立和产业自主，美国才能真正完成从“金融资本驱动”向“实业再兴”的战略转型。
滞胀的阴影并非宿命，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挑战，如何在遏制通胀与维持增长之间取得平衡。美国能否最终避免滞胀、走出阴霾，不仅关乎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而川普政府的战略布局正使美国在逆风中找到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