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全球经济在川普掀起的“关税风暴”中剧烈摇摆。当世界各国绞尽脑汁寻求减缓美国关税冲击的同时，中共政府选择以“奉陪到底”的强硬姿态回应。然而，就在各大国际媒体的镁光灯聚焦于川普二.〇之美中贸易战时，一场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却揭露出另一个更为隐蔽、却同样震撼世界的风暴。该风暴的主角正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社群媒体巨擘之一：Meta（前称“脸书”）。
Meta曾以连结世界、促进言论自由为傲，如今却可能成为箝制自由、配合独裁政府的帮凶。根据Meta前全球公共政策总监莎拉.温—威廉斯（Sarah Wynn-Williams），出席一项由美国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主持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犯罪与反恐小组委员会之证词，Meta早已与中共政府“密切合作”（hand in glove）；为了开拓价值高达一八〇亿美元的中国市场，其创办人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亲自设计及实施Facebook审查工具—专门针对台湾与香港的贴文，只要文章在脸书上的浏览数超过一万人次，就会自动触发“总编辑”机制进行政治审查，为中共建立的言论红线护航。
这“一万人次”的设计并非偶然，它精准对应中国司法系统中，已于二〇一三年颁布的网路言论处罚基准。根据中共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网路诽谤点击数达五千次以上、转发达五百次者，即可构成刑法所称“情节严重”，进而被定罪。该标准成为中共建构“数位极权”制度的重要基石，也成为中国网民自我审查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台湾与香港这两个自由社会中，只要任何针对中国政策、领导人、主权争议、政治敏感或任何禁忌议题加以讨论或批评，一旦在网上获得一定的关注量，就可能进入Meta设计的数位陷阱，遭受“总编辑”的审查与可能的限流、删文、帐号冻结等处置。当言论自由蜕变成网路演算法下的阶下囚，脸书所承诺的“让世界更开放、连结”，只剩下了讽刺。
事实上，根据威廉斯的揭露，Meta早在二〇一四年就暗中展开“阿尔德林计划（Project Aldrin）”，部署一条美中之间的实体数据通道，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共政府能直接取得用户资料，包括美国用户的个人私密资讯。这条通道在未经美国国会干预前，几乎无人知晓，甚至连Meta内部大多数员工都被蒙在鼓里。而这一切的代价，不仅是国家“数位主权”的丧失，更是对民主价值的出卖。Meta早已不是单单的社群平台而已；它的人工智慧模型Llama更可能已广泛地被中国企业（如DeepSeek）使用，甚至间接促进了中共在军事AI领域上的突破。Meta不光是输出技术，也可能输出其审查机制、监控架构与平台治理经验，无异于为数位极权主义添砖加瓦。
诚然，如此的商业做法也非Meta独有。TikTok，一个由中国网路科技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所拥有的平台，同样在美国引起高度争议。二〇二二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主席卡尔（Brendan Carr）就曾要求苹果与Google下架TikTok，称其为中共政府的数据武器，是披着羊皮的狼，涉嫌收集大量美国个人及敏感数据。
然而，两者的差别在于，TikTok从未掩饰其母公司的中国背景，而Meta则是口口声声自诩为“自由世界科技龙头”，实际上却可能在背后进行与中共深度合作的秘密计划。威廉斯的国会证词指称，Meta内部简报：“我们的技术能帮助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实现中国梦。”当一间本该捍卫言论自由的网路科技公司，转而协助实现一个建立在箝制言论、打压自由基础上的“独裁梦”，这不仅是背叛，更是变节。
在这场美中数位权力竞赛与科技博弈中，台湾与香港不幸成为Meta测试中国式审查制度的前哨站。其背后的逻辑相当清楚：台港两地在语言、文化、饮食和习俗上最接近中国，却又具备更为自由、民主的言论环境。对中共而言，这是必须严控的舆论沙场；对Meta而言，则是讨好北京的网路实验场。
只要这个“一万人次”的机制存在，台港的网民永远无法真正自由地表达舆情和意见。因为不管网上贴文多么合理、多么真实，只要足够多人看见，它就可能成为被审查的对象。这不是自由社会的网路，而是一套移植自极权体制的数位防火墙—只是由美国网路企业代工制造。
再者，祖克柏虽曾在多次公开演说中自称是言论自由的守护者，但这位科技巨擘曾在儿童剥削、假讯息泛滥、选举操弄等议题上屡屡失责。去年一月，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他甚至被迫面对受害者家属而当面致歉。如今，我们又看到他可能正在默许甚至主导的跨境审查、资讯交付与极权协作—脸书的沉沦，已不仅是网路社群企业的丑闻，更是一场民主信仰正在崩坏中。
Meta沉沦的过程，是科技与资本如何合谋，出卖价值、踩踏自由的最佳范例。我们不应再相信该平台会自我约束，也不该再把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寄托在一个愿与中共沆瀣一气的企业手里。我们必须严正提出主张：第一，脸书应公开其审查机制的标准、流程与结果，包括涉及台港的动态内容；第二，各民主国家政府应立法要求跨国平台在地化资讯主权与政策透明化；第三，应对Meta是否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与国安法展开独立调查。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清科技巨头不是中立的。他们的沉沦，是我们自由的危机；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民主世界的未来。如果我们继续容忍脸书这样的企业披着“自由”外衣却为极权服务，那我们终将在无烟硝的战争中，失去说真话的权利。这是一场正义与真相的集体守护，是时候该对这场科技权力的向下沉沦，划下我们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