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自称“老三届”，还是红卫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青年学生，许多人在抚今追昔的话语中不假思索地以“我们”为主语。这个“我们”使具有类似年龄和经历的人加强了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此同时强烈地排斥其他年龄段和不同经历的人。这个“我们”是谁？“我们”真的有相同的理想，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不幸与痛苦，相同的体验与思想吗？这个问题使人困惑，因为不论回答是或否，都有强有力的证据。
下面这件事是在采访前红卫兵时刚听来的，某个大城市中某校同班两个同学之间发生的事，使他们今生今世都不能成为“我们”。
1966年8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盛行一时，一位原团支部书记一转眼工夫就成了“狗崽子”。某天，她和几名同类被“红五类”同窗罚站，检讨批判自己。可能是因为紧张，在喝令之下动作迟钝，她，一个瘦弱女子，被一个一米八几的红卫兵飞起一脚，踢倒在地。二十多年过去后，当这个前红卫兵经历了参军、复员、提干，在某机关宣传科心满意足地工作时，一张寄给他的明信片在同事中周游了一圈后到达他手中，上面写着：“你现在一切顺畅，与我下乡吃苦比起来，经历辉煌，但你还记得那个在1966年8月×日被你狠狠一脚踢昏在地的女子吗？”他被同事议论，在本单位干不下去，忍痛调离，内心带着二十多年之后被报复的伤痛。他感到委屈：“她说她才十六七岁就遭到终生难忘的打击，难道我那时不也是十六七岁，难道我是三十岁的成人？难道我不是被蒙蔽被利用？我找谁抱怨诉苦去？”
我在另一个大城市采访过一位医务工作者，她“文革”时念高中，一直是学习尖子，上进心极强，事事争第一。因为父亲是资方代理人，怎么努力也不能入团，1964年因贯彻“阶级路线”，被莫名其妙地免去班长职位。当我照惯例问她一连串关于“我们”一代人的问题（如大批判、批斗会、串连）时，她一个劲摇头。她没有参与过这些事，她不属于“我们”。以她的上进心之强，追求的力量之大，她干什么去了呢？她真正认为自己的家庭给自己打上了剥削阶级烙印，她要用最脏、最苦的劳动赎清父辈遗留的孽债。每天天未亮，她就去清洁管理所，和工人一道掏粪，干完活之后，脱下又脏又臭的工作服，到学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去听“红五类”的申斥，反省和检讨自己，被喝令“滚出教室去”。
她在学校是异类，但在掏粪队，她回到了“我们”之中，朴素的工人给了她安慰和温暖。
就像上两例所表明的“我们”是极其可疑和误导人的概念，当社会上出现一种主流话语，不假思索地以“我们”的名义讲述一代人的故事，讲述他们的苦难、理想、追求时，一定要注意，可能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不以为然，可能有另外一个或几个版本的关于“我们一代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一代人或是其中的某些人精心编造的神话。确实，人们以个体方式存在着，人们有不同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有不同的经历、感受、前途，但他们往往在心理上认同一个“我们”。他们不习惯用“我”这个词，他们爱用复数，不会用单数。他们只有在确信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分子时才感到安全、可靠，他们生怕脱离集体。一位年轻的作者写道：“对于我们‘红卫兵’一词包含的是什么呢？是队列，是人潮，是连绵不尽的臂挽，是比星空更密集的脚印，是万头攒动，是庞大浑沌滞重汹涌滚烫发亮，像岩浆像泥石流一样的一团。一句话，红卫兵是一百万，两百万，是八百万，一千万。真是难以置信。”只有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才会认为这一代人有意躲在复数的幕障之后以逃避个人道义责任。他们本来就是要被制成无以计数的不带个性特征，没有尺寸差异的砖块，以建构一座辉煌的大厦。失去个性，思想情感模式单一，这也许是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恰恰是这种不幸使他们难于认识到自己的悲剧。
无个性和思想单一来自简单纯正的教育和严格的思想灌输。从这一代人任何一个的口中，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共和国的第三代》等书的完整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学生从同样的课本，同样的广播、报告，同样的电影、戏剧、歌曲、故事中，得到了关于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简单粗糙、扭曲了的描述。最使人惊异的是，当这一代人中少数勇敢者反叛现代迷信时，他们所阅读的书籍，所思考的问题，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竟也惊人地相似。没有办法，现实就是那么严酷，知识的来源就是那么有限和单一。问一问这代人中勇于思考者，哪一个没有经历过读“灰皮书”、“黄皮书”的阶段？
思维模式的一致反映在表达模式的一致上，“文革”语言仍在这一代人中流行，其特殊魅力压倒了其单调、生硬及火药味。一谈往事，就是“峥嵘岁月”；急着办一件事，自然要“只争朝夕”；表达褒贬之意，现成就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有位朋友，身为总经理，同时在一所名牌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他让我修改他的一份诉状，上面竟有多处“是可忍，孰不可忍”、“拭目以待”等语句。我告诉他，这不是法律用语，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文革”过来人。他最后还是将我划掉的语句恢复了，他说，“文革”过来人，又怎么样？中苏论战中，“九评”的铿锵有力之语，现在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我的采访对象中，不少人还能动情地背诵其中的精彩段落。此时，用同一种语气来形容，真是：当年五洲风雷，尚在耳畔同响，红卫兵革命激情，仍在胸中激荡。
这代人曾以“经风雨，见世面”作为自己砥磨革命意志的口号，历史也确实以民族的灾难，千百万人的不幸命运为代价使其中的有识有志者饱经风雨，大见世面。他们为人的楷模仍然是鲁迅，很少有人欣赏林语堂、徐志摩的情趣。他们研究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啃汤因比、托夫勒的著作，头脑里固执的问题仍是30年前的那一个：“中国向何处去？”。他们吃过苦，现在仍能吃苦，他们深知这是自己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瞧不起没有吃过苦的人，不愿意浪费这笔财富而没有收获。我曾观察过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遇到吃饭问题时的不同反应。老一代人（包括当过右派的人）若没有贤内助或保姆在旁，会手足无措，狼狈不堪；年轻的下一代尽管收入甚微，仍会潇洒地邀人上麦当劳或快餐馆；而我的同龄朋友多半会袖子一卷自己干，当丰盛的菜肴一上桌时，他们会得意地告诉你：这是在兵团或插队时练出来的。当这样的人有机会去洋插队时，他们发现，来自台湾、香港的同龄人与自己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尽管大家肤色发色相同，操同一种语言。他们打量着自己的海外同胞，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杰克·伦敦置身于上流社会时的感觉：他们纯洁、高贵，但没有活力（clean，noble，but not alive）。而他们的富有活力，会使对方认为是没有教养，且深怀韬略，令人生畏。
李泽厚说过，对于中国思想界的突破性成就，他寄希望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此处略去24字）他们也许对这代人的潜力和素质估计过高，但在最近的将来，能拿出点货色的可能还是他们。
最后，听一听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对“我们”一代人的精神状况的描述。辛格（M·Singer）在《知青和中国的“文革”》中以极为惋惜的口吻说：“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石文安（A.F.Thurston）则在《中国“文革”的牺牲品：暗伤》中说：“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应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我希望，当这一代的代言人以“我们”的名义发言时，他们会知道这个“我们”的含义和分量，他们会自觉地抗拒上述种种失落，证明可诅咒的“文革”还不能把一代人全部牺牲。
选自《直面历史——老三届反思录》，徐友渔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