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程俊不过是个17岁的青少年。就是到了1966年文革时他才34岁。但这17年里他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已经未老先衰了。这无非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破落地主兼小业主。
1968年9月，程俊作为三反分子加漏网地主被关在牛棚劳动改造，我则是刚刚被限制行动的反三红分子，和他一道关在一楼原来的音乐教室里，那是临时监狱，这样的民间监狱有个牛棚的雅称，因为被关押和批斗的人属于牛鬼蛇神。
荒废的教室中堆满了学生毁坏的桌椅，维修这些桌椅是我们的一项工作。我们就用这样的课桌各自拼了个睡觉的床，墙一边一个。床上完全没有被褥，实在硌得慌，我找了个草袋垫着。枕头就是两片作椅子背的木板。
说实在的，一开始我对和程俊关在一起很有些愤愤不平。我觉得他是一个坏人，是个漏网地主，老爱讲落后话的糟老头子。而我是被冤枉的青年，怎么和他关在一起了？军宣队和工宣队严肃告诫我们不许交谈。所以近半个月来，我们只彼此望一眼，什么也不说。当时程俊患湿疹，两条腿全肿起来，痒得厉害，每天拖着被批斗和干苦力的身躯一瘸一拐地进进出出，很令我反感。他在夜深人静之时，才能打一盆热水烫脚，然后就拼命地抓痒，也不睡觉。我不由想：还不如死了呢，完全没有同情心。
九月下旬的北京已经开始凉了，秋雨下了几场，更增加了一丝寒意。记得就是中秋那天，因为没有被盖，我有些着凉，夜里不停地咳嗽。早上程俊突然对我说：“你要找军宣队讲讲，请家里送被来，马上天就冷了。”在那个时候，听到一句关切的话是出乎意外的，一瞬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隔膜就消失了，连我全觉得奇怪。在中秋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偷偷开始了交谈。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程俊的个人经历。
那一年，1967年，程俊只有35岁，他的外表却是一个干瘦的老头，永远是短短的寸头，夏天总是穿一件黑色中山装，冬天就是黑色的中式对襟上衣，说话永远不紧不慢，能不说就不说。总是满脸的皱纹再加上堆出来的微笑，习惯性地点头哈腰。当时我们这帮年轻教师全认为他是一个落后的老教师。因为他永远是骑个破旧自行车，碾着铃声到学校。只要看到他骑车离开了校门，肯定是到了下班时间，不会早一分钟，也不会晚一分钟。在年轻教师看来，他整个是遗老形象，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积极性。
我问他漏网地主是怎么回事。他说：1949年，我才十七岁，到外面上个师专，然后就在八里庄当小学教师。土改是1950年的事。我住在家里，晚上村里通知开会，我父亲就叫我去了。到那里才知道要报告家里有多少土地，多少财产。我就如实报了有二十亩地，一个煤铺，一个面铺。村干部就说，一家三口二十亩地是地主。我也不知道这地主是什么意思，就回家了。以后土地没收了，面铺，就是压麦子的面铺当然也就黄了。后来公私合营，煤铺也就没了。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说我们家是地主，包括不包括我在内。
那么你参加三青团呢？我又问。
我在师专，有个同学是三青团的干事，大约是他要表功，就把我们全班都说成是入了三青团，我当时不知道，还是肃反时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我们一班二十来个同学全跟他倒了霉。
那么你怎么又参加了一贯道？我还是想知道他的底细。
中学时我到一个同学家，他家正在拜坛，磕头。叫我也磕个头、上柱香，我才15岁，不好意思拒绝，就磕了头。以后清理一贯道，我就说经历了这样一件事，结果说我磕了头，就是入了道。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一贯道是干什么的。
后来的交谈，使我对程俊，也对北京的小地主有了些了解。原来程俊的爷爷是澡堂搓澡的伙计，不认字。他很能吃苦，集了点钱“拴骆驼”，就是买骆驼当运输工具，把门头沟的煤拉到城里卖。北京城里人做饭取暖都要靠骆驼送来的煤，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意。他开始和人家合伙，后来有了一个自己的骆驼队，所以在阜城门外搞了个煤铺。按中国的传统，有了钱，总要买点地，一共四十亩来地，因为是种麦子，又开了个碾麦子的铺子。日子就慢慢地在他的打理下有了起色。
他爷爷没文化，不会教育孩子，生活又过得去，程俊的父亲就不务正业，染上抽大烟的恶习，不干家务事。老人一过世，程俊的父亲就开始卖地，解放时，就剩下20亩了。程俊说，早知道，让他早败家，再多卖十来亩，就不是地主了。
我问他，你们剥削长工吗？他说：我回家就要和工人干活，主要是抬煤，我走得慢点还挨工人骂呢。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前所未闻的。但我相信程俊没有对我说谎，我们家里过去的保姆就很厉害，我们全怕她，全要听她的。
在批斗程俊时，揭发他有反动言论，记得是他讲“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程俊叹了口气说，每逢运动，小学整不出什么，他总是首当其冲当活靶子。在肃清反革命运动时，让他交待罪行。他交待不出来，就说自己思想落后，认不清敌我，好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知怎么，这话成了他对肃反不满，写到他档案里面。所以他以后抱定一条，一言不发。于是历次运动虽然挨整，到最后也找不到什么把柄，勉强过关。
从1949年解放到1966年文革，整肃运动就没停止过，肃反之后，还有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无论运动的矛头指向谁，是针对党内还是党外，程俊无一幸免，他不是靶子就是被用来祭旗。这样残酷的生活一方面使他早衰，三十岁的人就和老头一样了；另一方面也使他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令不知真相的年轻人对他格外疏远。
到了我挨整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表现出来满不在乎的样子。因为你如果在乎，无非就要申辩或者表示畏惧。申辩是对抗群众运动，罪加一等。程俊告诉我，肃反时他的一个同事被错整，算是放过去了。但几年后在鸣放时发了点牢骚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右派，连老婆全离婚了。你表示畏惧，也不成，那等于宣布自己心虚，心中有鬼。所以只好自欺欺人，装作与己无关。不料这却成了我们鄙视程俊的原因，认为他玩世不恭。
程老师在教学上也是这样一个无所谓的态度，他基本上控制不了课堂纪律，教室里总是有嗡嗡的讲话声。他则置若罔闻，照讲不误。对此我倒一直同情他，因为他所谓漏网地主的问题由来已久，不但教师知道，小学生也知道。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月，小学生公开叫他程地主，甚至写到黑板上，根本不可能听他的。他怎么办？如果管得严了，一定是阶级报复，罪莫大焉，还不如不管，全当听不到。
那是个中秋夜，我们在牛棚当然看不到月亮，甭想家庭团聚。月饼更是免谈，文革破“四旧”，哪里允许庆祝这些传统节日。但那一夜的谈话，令我明白了很多事，丧失的同情心也一下就回来了。以后半年多，残酷的斗争会，繁重的苦力工作，无止无休的检讨和触及灵魂的侮辱全因为两个人的彼此谅解而化解了不少。程老师告诉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到运动后期，情况就会改变。
我们俩谈话的范围越来越广，我才知道他读了很多历史和古文，他还能写一笔虬劲的隶书，和他的性格完全不一样。这样的小学教师是很缺乏的。他其实有很多教学的经验。他告诉我，凡是爱撒谎的学生，十之八九是父母管教不一致，一方特别严格，多采取打骂的方式，另一方又格外溺爱，造成孩子游走在两边，寻求空隙，不讲真话。如果不是父母，那可能就是爷爷奶奶一辈溺爱，父母辈管教过严。因为孩子本能地要逃避惩罚。而经常被严厉惩罚的孩子都非常难以管教，因为他们就觉得不过如此了，已经失去了自尊心。这在我以后的教学中是多次证实了的。
他虽然生活在北京，还是个地主，至少算是个地主子弟，却没有坐过火车，离开过北京。他没有到过长城，只在春游时和学生去过两次颐和园。他没下过餐馆，没有游过泳。他从来不看报，也不关心政治，除了毛泽东，他几乎不知道中共领导人的名字。他没有任何理想，对一切全无所谓。等我到了三十多岁，在程俊当年的年龄，我想起他对人生的冷漠，觉得不寒而栗，也才真正理解到社会对他的摧残。
想不到对政治如此的冷漠，使他付出了意外的代价。一天他被学生批斗，我在牛棚还听到学生高呼“打倒程俊”，“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等口号。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肿得更厉害了，头因为长时间压低，变成紫红色，满脸大汗。
在深夜我才有机会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学生发现他的儿子叫程少奇，质问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他无法解释。他说：“我有儿子是1952年出生的，我根本不知道有个刘少奇。我要知道了，哪敢起这个名字呀。”那时毛泽东公开表示要打倒刘少奇了，为了紧跟战略部署，革委会主任就把程俊儿子的名字透露给了学生，依此说明刘少奇是如何得到地主阶级的欢迎，这样就可以在小学生中掀起大批判的高潮。这可真是聪明的办法，不然小学生怎么批判刘少奇呢？
程老师并不害怕挨斗，他是老运动员，但这次他很担心他的孩子，那时才上初中，就在附近的八里庄中学，但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已经半年没有见到孩子了，就是见到了他又能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到了运动后期，程俊和我全被“解放”了，就是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们要做个检讨，然后获得回家的自由。不过在内部我们还是属于上了另册的人。半年之后，我们就被下放到北安河的五七干校去了。有资格去五七干校劳动，说明我们在表面上不是阶级敌人了，但是还没有改造好，还需要进一步改造。我和程俊没有分在一个连，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后来我们连又被调到了香山煤矿，更见不到他了。
大约三年之后，程俊被调回原来的小学教课。而我坚决不肯回原来的学校，后被重新分配到了建工部小学，我们几乎没了联系。1981年我第一次回国，想不到在向群小学见到他，这就是我后来工作的建工部小学。我们一起在甘家口商场的餐馆吃了次饭，他显得更苍老了，还是一副听之任之的样子。他退休之后，没有电话，很难再联系上了。2007年，我听说他故去了。一个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人，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2024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