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1951年，俞平伯受文怀沙约稿，将旧作《红楼梦辨》三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合并为上、中两卷；再加上近年来发表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的红学新篇，作为该书的下卷，起了一个新书名《红楼梦研究》，交付文怀沙编辑出版。
1953年初，《红楼梦研究》一书由上海长风书店发行，受到《文艺报》好评，并向读者作了推荐。此书出版后，销路很好，到11月，已经再版了6次，印数高达25000册。
也是这一年，香港《大公报》看到俞平伯新书畅销的态势，决定约他写一些红学随笔的文章。正好俞平伯在校勘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时常会有一些研究心得，于是欣然应约，从1954年1月至4月，在香港《大公报》“新野”副刊，以《读〈红楼梦〉随笔》为总篇名，连续发表了37篇文章共计10余万字。其中绝大部分被上海的《新民晚报》转载发表。
这一年，俞平伯还在北京的《新建设》杂志3月号上发表了一篇《〈红楼梦〉简论》的文章。
此文发表后，被23岁的蓝翎看到了，在见到老同学李希凡时，李也说他看过此文，但不同意其中的论点。于是两人决定合写一篇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两人的初衷，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先生不同的学术见解，并无别的意图。不料文章发表后，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两人也因此大出其名，改变了自身命运，调入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
与此相反，俞平伯却开始不断受到批判。
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将原本属于学术范围的问题，定性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钟洛是《人民日报》文艺组副组长袁鹰的笔名。文章发表前，先是由文艺部主任林淡秋细心修改，再交总编辑邓拓审定通过，决定在10月23日见报，作为《人民日报》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第一篇“表态性”文章。
文章见报前，为了拟个合适的题目，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商量了很长时间，想了好几个题目，袁鹰坐在一旁看三人反复推敲。直到深夜，才决定仿照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时用的社论题目《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用《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作为标题。
随即，又在10月24日，发表了蓝翎和李希凡二人写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一文。
也是在这一天，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周扬以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身份出席会议。俞平伯所在单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主持会议。应邀前来出席的有茅盾、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老舍、袁鹰等学者、作家和报社编辑、记者共69人。三个当事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也被邀请到会。
会前，周扬领着27岁的李希凡和23岁的蓝翎走到俞平伯面前，分别作了介绍。据蓝翎回忆，当时“气氛并不紧张，不少人说起《红楼梦》，谈笑风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稳坐沙发，显得有些不自然。”
会议开始后，由俞平伯率先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从兴趣出发的，没有针对红楼梦的政治性、思想性，用历史唯物论观点来研究，只注意些零碎的问题”。但他在发言中，竭力回避批判胡适，只谈自己“思想上有很多毛病”，欢迎大家批评。
这次会议开了一整天，除去中午吃饭休息两个小时外，一共开了7个多小时。
在会上发言的，有冯至、舒芜、王昆仑、老舍、黄药眠、聂绀弩、启功、何其芳、蓝翎等20多人，其中不少是俞平伯的熟人和同事。因为不清楚俞平伯为什么受批判，所以大家态度相对温和，火药味也不浓，不少人在发言中仍称“平伯先生”，但会议的基调却是朝批判俞平伯和胡适方向一边倒的。
会议最后是周扬作的总结，中心意思是传达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
11月5日，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在一个内部会上明确阐述了为什么要发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动机。概括起来就是：
胡适是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具体对准《红楼梦》研究，斗争就可以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是很有意义的……
基于这样的目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的研究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很快就形成浪潮席卷全国。
从1954年10月24日到当年底，全国上下相继召开的关于《红楼梦》问题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就达到了130多次。文章更是连篇累牍，合计462篇。
当时的场面，可谓声势浩大了。但因为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写了一句批语：“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所以，俞平伯在遭受猛烈批判的同时，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以及工作、薪水、待遇都还保留着，没有减少。
这使得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否则不堪设想。
当时，俞平伯一家6口人，全靠他一人的收入维持。除了年近八旬的母亲和59岁的夫人许宝驯外，还有长女俞成、外孙韦柰、外孙女韦梅。
俞成从西南联大英语系毕业后，就在昆明来华报道抗战的英国新闻处担任翻译。1943年她在一次舞会上结识了葡萄牙籍青年记者约瑟夫，随即结婚，先后生下儿子韦柰和女儿韦梅，但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两人离婚，孩子由俞成抚养。1948年，俞成带着2岁的韦柰和1岁的韦梅回到北平投奔父母。不久，即患上了一种怪异的腰椎病，长期卧床，不能外出工作。
放眼一看，俞平伯就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唯一赚钱养家的人，他的安危就是一家老小的安危。
没受批判前，俞平伯还能有稿费收入，自从1954年10月到1956年5月一年多时间里，俞平伯除了一篇《西城门外天齐庙》，在《文化生活》副刊刊出外，就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为了保证自己不出意外，他对大批判不辩解、不发声，甚至对信口雌黄、肆意抹黑的文章，也不写一字予以澄清和反击。
他把应付批判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校勘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这是早两年文化部交给他的任务，并未因他遭受批判而剥夺他的这项工作。
更难得的是，就在1954年年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还将俞平伯辑录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一出版了。
这个出版社真是了不得，敢于逆流而上。反而是俞平伯有点提心吊胆，在送老朋友自己出的这本新书时，都不敢像往常一样题上名字盖上印章，怕给别人引来灾祸。
俞平伯夫人许宝驯更是惊恐不安，听不得别人说起《红楼梦》，一听说就会害怕。
俞夫人是浙江杭州人，1895年生于北京，是俞平伯舅舅许引之的长女，大俞平伯5岁，两人是姑表亲。许宝驯的父亲许引之是清朝光绪年间驻高丽国仁川领事馆领事。他让女儿上过私塾，因之俞夫人许宝驯颇通诗词文学，还学过古琴、书画和昆曲，能写一手漂亮典雅的楷书。俞平伯1922年出版第一部新诗集《冬夜》，就是她用小楷抄正后，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
两人成婚后，就住在老君堂胡同79号一座四合院内。整栋私宅回廊四绕。院子里，一棵大榆树亭亭如盖，丁香、梨花、榕树花次第开放。每到秋季，柿子、鸭梨挂满枝头，俞平伯夫妇就会摘下来分给小孩子吃。
这座四合院是俞平伯父亲俞陛云1919年年底出资购买的。1914年，俞陛云应聘出任清史馆提调，来北京专门编写清史。次年，儿子俞平伯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俞陛云便把一家人从苏州迁到北京，在东华门箭杆胡同租房居住。1919年，俞平伯从北大毕业，俞陛云为了让一家子在京城安居，便买下了老君堂79号的四合院。从此，俞家四代人栖居于此，直到文革发生，凡48年。
直到1966年初，俞平伯一家才被撵出79号院，从此，这座私宅便与俞家永远脱离了关系。
这处宅院虽然不能与王府相比，但却是坐南朝北附有跨院的二进四合院，房舍很多。
由于住房宽敞，房主热情好客，那些年俞宅一直是京城学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聚会之处，经常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这一切，在1954年的深秋之后突然变得门庭冷落了。
然而偏有一人，却在此时，放下手中的研究，不怕惹火上身，从小雅宝胡同专程前来拜访他。
此人叫王伯祥，长俞平伯9岁，是20年代在上海结交的朋友。50年代初，两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这天，两人先在俞平伯书房促膝交谈，然后相约外出散步，去北海公园赏菊。两人一个年过花甲，一个年过半百，在秋末冬初的北海边慢慢游逛。一路上，边走边看边聊。平常时节，两人都是工作狂，王伯祥忙于《史记》选注，俞平伯埋头校勘红楼。今日得宽闲，遍赏秋色无限。要游就游个痛快，出了北海，又去什刹海边赏景，漫步在落叶缤纷的岸边。王伯祥如此做法，就是要帮俞平伯散尽胸中郁结的闷气。
步行至银锭桥畔时，王伯祥见北京老字号饭铺“烤肉季”里人不多，便领着俞平伯进去找了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一盘烤肉，几杯黄酒，一番小酌，愁绪便已渐渐远去。
俞平伯望着眼前的王伯祥，这位年长10岁的兄长，在举国上下对自己无情批判的情势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不因同在一个单位惧怕受到牵连，而公然邀请俞平伯外出散步，喝酒散心。如此人间至情，天下有几？
当年，同样不惧牵连登门探望俞平伯的，还有他的老朋友叶圣陶和顾颉刚。
而远在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陈寅恪，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则公开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变成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1956年1月，北大文学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56岁的俞平伯被分配在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这年5月，俞平伯校勘整理的《红楼梦》书稿正式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俞平伯为这部“俞校本《红楼梦》”撰写了一万多字的序言。序言最初屈从于批判高压，字里行间表现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俞平伯写好后，拿给自己1930年代执教清华大学时的学生、现在是他顶头上司的文学所副所长何其芳审查。何其芳看了后劝他：“你不必这样，还是按你的风格去写。”就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颇能彰显俞平伯本性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
这年年底，俞平伯被文学研究所评定为一级研究员。有了一级职称，就可以到好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前排，进出城有车。这件事搁在其他单位，不一定敢给俞平伯这样的人评为一级。
当支部书记王平凡告诉俞平伯这个消息时，俞平伯没有表示感谢，而是平静地说：“我想，这是我应该的。”
参考资料：
周文毅《俞平伯1954年以后的岁月》
《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显露红学争论不在学术》
百度百科《李希凡》《蓝翎》
2024年0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