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笔成名，又因笔遭罪；度尽劫厄后又被陌生时代所嫌弃；她所有不甘都化为刺向宿敌的怒目；她应得的同情、悲悯与尊敬，都被她自己撕得粉碎；她死得寂寞，身后始知，她的生命力比那些宿敌要长久。这就是丁玲。
我成为文学少年时，丁玲已坠落深渊。她的书我读得不多，其中经典篇章都是后来恶补的。我见过多次丁玲前辈，却从无接触。说来不应该，我在1980年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时，所长正是丁玲。
座中学员都是文坛解冻后的新生代。丁玲只给我们讲过一次课，其余几次光临，都是文学活动，结束于排排坐照集体相。她的面相被岁月剥蚀，深浅沟壑都注满苦难。她的甲状腺似乎有问题，目光显得猛厉，欠缺亲和力。丁玲讲课不好听，她对在座青年作家的作品全无认知。她没有精力与时间去阅读和感受蜕变中的现实。
建政之初成立的文学讲习所，丁玲就是所长。当年她一点也不左，“一本书主义”力主作家就是要写出好书；“理论无用论”力主读书不要太理智，要带着感情去读。她栽培出不少作家，可惜被特定年代所限，出不了大成就。丁玲遭难后讲习所停办，我们是隔了廿多年重启的第五期学员，时代却不同了。
在同学眼中，丁玲是化石级人物。学员们尊敬她，却无师门归属感。这种疏离来自丁玲复出之后的言谈，和另一辈的认知格格不入。大家课余闲聊有一同学说：“她当初为何不嫁给毛泽东呢？”丁玲在延安时偏喜欢彭德怀，却没嫁成。丁玲曾自白：“我钦佩彭德怀不一定就和他结婚；正好似我也非常钦佩毛主席，不能说我就同毛主席要结婚了。但是我不否认我同彭德怀不是没有结婚的可能。”这是典型的莎菲女士爱情观，若论丁玲可爱可亲的一面，这便是。
丁玲若嫁入彭门，非但不能改变厄运，连命都未必保得住！但比起彭的发妻在夫婿落难时令人心寒的表现，丁玲与彭德怀结成苦命鸳鸯，则如暗夜微灯，足以照亮彼此灵魂的褶皱，无论悲欢抑或隐秘的部分，都能坦然剖露。苦涩就在相濡以沫中得以稀释。
我一度难以理解，个性飞扬如丁玲者，缘何在历劫余生后改变站姿，选择了另一向度？后听另一前辈闲说丁玲：“她这人很要强，也有很多委屈。她顶了大半辈子右派和反党的罪，现在偏要左给别人看。”我闻之略有触动，但毕竟对丁玲那个年代的所知有限，便想不透彻。及至自己也逆风而行，远离体制，才渐悟时代逆行者各有蜿蜒心路，常常充溢撕心裂肺的剧痛。
响鞭下的灵魂工程师
“人类灵魂工程师”是斯大林在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的用词，人类灵魂要工程师来设计规划。新中国全盘承袭老大哥，并衍生出更为严苛的“改造世界观”要求。亦即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塑造灵魂，就先把自己的灵魂改造得更正确。“改造世界观”直至八十年代才被胡耀邦废止。
新朝建政后的灵魂工程师，被强行“改造”的不止一个，而是一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发于1955年肃反运动，主理此案者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
诚然，陆、周晚年大彻大悟，而受各方敬重。偌大国家饱历狂暴蹂躏，曾经的权力者能低眉痛悔仅为凤毛麟角，故此弥足珍贵。然而未可忘记，陆与周都曾是“思想战线”挥舞响鞭的诠释者与执行者，由他们操刀的祭牲一大把。尽管他们亦曾保护过若干人，但作为宣传口的当家人物，首先要整肃异端，而非普渡众生。陆与周自问已竭尽精忠，仍追不上狂泻千里的洪流，遂被更为悍勇的操刀手大卸八块，供上祭坛。痛定思痛，这才是陆、周醒悟的契机。
先说1955年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凭空节外生枝。由周扬主持弄出个“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再由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通过。那时文化人初次见识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作协哗然，中宣部也有不同意见。但中央很快批发这个报告，大家唯有噤声。
次年似有转机。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被公安机关所否定，已关押半年的陈、李二人恢复了自由。丁玲却仍乌云罩顶，中宣部审查小组给丁玲曾被国民党逮捕作鉴定。结论草稿“丁玲同志被捕后，与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段话被周扬勾去，直改到第七稿，最后由周扬定调“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由此足见当年周扬相当跋扈，他或会在险恶风涛中对素昧平生的人施予援手，但对曾结下梁子的异己却除之而后快。丁玲从上海到延安都与周扬不睦，她在《三八节有感》以文犯禁之后落了下风。尽管毛泽东掷下一句“丁玲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但如今世情翻覆，既是“反党”，便连“同志”也做不成了。
尤须点出，此案刘白羽是落井下石的卑劣角色，多年后丁玲复出，对左营另一主将刘白羽横眉冷对，决不视为盟友，事实上他们确非同类。
覆巢之下的哀鸣
丁玲遭难时，我才两岁多，莫说肃反，1957年反右我也没有记忆。但那年丁玲命运似有转机，短暂春天真有百花齐放的气象，作协的大鸣大放就“丁、陈反党集团”议论最多。那时周扬吃不透中央整风意向，便表态：“1955年对丁玲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岂料他撂下这话才几天就风云突变，反右开始。何止丁、陈翻身无望，更有一大批文艺俊彦沦入阳谋之彀。
这时周扬再现双重人格。他在可能范围内保护了一些菁英，或许他做得远远不够，却不能说他完全没做。然而历史是严酷的，只会记录有多少冤情，而非将个别善举大书特书。
后文革我初登文坛，1979年初冬重启全国文代会。廿岁出头的作家代表只有韩少功、卢新华和我三个。会上我目睹周扬向所有蒙冤受难者沉痛道歉，语罢泪光溢然……
身历至暗十年，我自认为和旧时代遗孑毫无亲缘。及至我远离乡国和留下履印的文坛，才忆起丁玲满头白发和外凸双目。周扬的彻骨悔悟可否令那个年代的受害者冰释前嫌？实在不易。
八十年代占据文化界要津的多是力挺改革的周扬班底。丁玲则被另一群人簇拥，成为佘太君式领军人物。偏偏这一方空有秃笔，却无一寸阵地。独有丁玲向中国作协交涉，要创办大型文学季刊《中国》。丁玲不可欺，作协还得乖乖拨款。
《中国》办得如何，我不甚清楚，我没给它投过稿。据说它办得并不左，已成名中青年作家有站队意识，多对《中国》惜墨如金。于是丁玲着力发掘文学新人，而自己再也写不出值得一提的作品，但这不重要，她的地位已无可撼动。
前尘已矣，沉重史卷翻到末页，连同那个年代的悲怆被一道合上。新的时期，方方们面对的是另类冷暴力。它于我陌生而且遥远。
丁玲那辈人相继凋谢后，连我这辈也老了。后人回望，周扬是谁？他如被提及，也只是一个政治符号，无甚文学意义。丁玲纵然已成化石，文学生命力却比她横眉冷对的宿敌来得长久。
然而丁玲不会承认，曾相恋而后失和的沈从文，文学魅力居然超乎其上；丁玲更不会理解，在自己成名之地上海滩，竟有一个她从来看不上的晚辈，文学生命力碾压全部左翼文学。丁玲属于她那个年代，这位女子却跨越了时代碑界，这就是张爱玲。
两位天差地别的女性只有一点相似，死得寂寞。张爱玲尤甚，她比烟花更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