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首关于河南的歌火了，而我作为一个河南人，听到那句“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也是深有感触，非常能体会他写出这句词时的心情。河南说唱之神的《工厂》是首好作品，有这样的热度与讨论，我认为非常值得。
我小时候是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县城长大的，幸运的是，家庭条件还算不错，所以对歌中所写的工厂、务农之类的生活没有观察体验，虽然物质生活并不匮乏，但是我在精神上却时常都能感觉到一种与生长土壤、与周围空气有强烈的格格不入感，并时刻感觉在被“改造”着，某种意义上，县城乡镇的“工厂”不仅有体力劳作的实体工厂，也存在着精神与天性改造的无形工厂。
今年过年前，我回老家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席间亲戚们聊起，县城一个初中的男孩，先是在学校遭到了老师批评，回家后又遭到了父母的打骂，于是选择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学校集体午睡的寂静的午后，在教学楼顶楼跳楼身亡。在小县城，小孩跳楼几乎能成为全县人民的谈资，而吃饭席间在坐大约十人，所有人都对这个自杀的孩子表示出强烈的鄙夷与谴责，那种与自己无关却产生出的愤恨的口吻，仿佛这孩子并不是一个自杀者，而是一个杀人犯——“父母白养他那么大，真是一个bèi良心的白眼狼”。“bèi良心”是一个河南方言，但至今也不知这个bèi究竟是哪个字，以词意推断，应该是有悖良心的悖，或是违背良心的背，但在他们讲出来那种咬牙切齿的语气里，这个bèi在我听来很像是狼狈为奸的狈，使得这个孩子的自杀行为，因“狈”而蒙上了一层偷偷摸摸见不得人而去死的色彩，或者如一种非人的兽类行为。我当时颇为唏嘘，想起我自己在初中时也萌生自杀念头，如果当时真的死了，可能县城人谈论我也是这样的场景。
中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县城孩子若是太敏感、忧郁、有情绪问题，是会非常孤独且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对于县城父母来说，有情绪问题的孩子，是一件会感到愤怒甚至羞耻的事，这样的孩子多被视为思想不正常。在我的记忆里，长辈们都很不喜欢我忧愁的脸，“给你吃饱穿暖了你垮着脸给谁看？”而他们给出的解决的方案往往都是“打一顿就好”，所以一个青春期的问题孩子，既要承受来自某种自身神秘情绪躁动的痛苦，又要承受来自长辈的不解与谴责。我在中学时期非常喜欢文学与写作，时常在课堂上用草稿纸偷偷写作，那种天然的创作欲近乎一种本能，然而这在一个早上5:30分必须集体到校早读的中原寄宿学校里，喜欢文学类似于一种偷鸡摸狗的行为。在班主任的特意关照下，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教室临窗的位置，以方便他可以随时出现在窗口监视我的文学活动。在白天，窗外的走动都昭昭在目，可以与班主任的监视形成某种斗智斗勇的侦查伪装，然而危险往往潜伏在夜幕降临后，晚自习时的班主任，他身处夜幕之中如同穿着隐身衣，会用移形换步大法突然出现在暗夜的窗外，随时可以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给我凶猛的一耳光，然后把我的习作撕得粉碎。在中原县城，老师家长打孩子都极为家常便饭，我有太多的年少创作，都随着青春一同粉碎在那个窗外。
在县城人们对于打孩子有种笃定的正确信念，我妈有一个朋友，因不孕不育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因幼年被遗弃，患有自闭症，常年待在家里不肯出门，也无法和人交流，养了多年之后，这个朋友发现养这个孩子既无法给她提供情绪价值，也不能给她养老，于是和闺蜜们密谋商量如何处置他。出谋划策的智囊大会是在我家进行的，几位经验有限但想象力丰富的女人，提出的方案一是让闺蜜带着这个孩子去北京旅游，带他去某升旗的广场去玩，然后在游客最多的时候把他丢在人群中，“而你拎着包扭头就跑”，等于是再度遗弃他。为何要去北京，且是去某升旗的广场，当时我不理解，后来似乎理解了她们的心理，遗弃孩子多少是件有罪恶感的事，那么需要去一个具有光荣崇高感的地点去做这件事，可能会对罪恶感有某种程度的消解或宽饶。这个方案之后被否决了，可能她们也觉得多少有些残酷。那么方案二是，请这位孩子的舅舅，把这个孩子倒吊在房梁上，美美地打一顿， 自闭症没准儿就打好了。年少的我当时一惊，怎么会有“美美地打一顿”这种词语组合，“美美地”作为一个形容词，常用来形容美美地吃一顿、美美地睡一觉。那么美美地把孩子打一顿，这是何种心态的形容？可能在她们看来，这种打孩子解决问题的效果堪比一顿大餐或一场美梦。如今很多年过去，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如何，我没再问过，也不想知道了。
总的来说，在我年少的记忆里，家乡并不是一个关心个体情绪感受的地方，也是一个害怕自己与他人不一样的地方，而统一地融入某种观念体系似乎能够治疗所有的问题。然而我不知对个体情感漠视的地方，是否都会集体指向另一面的欲望，那就是对权力体系毫不遮掩的仰慕与向往，这种基因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只要生活在那片土地，都仿佛有一个头脑中被植入的程序在三十岁时自动激活。我每次回到家乡，饭桌上都永远离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谁谁谁提上了副科，谁谁谁当上了正科，谁谁才几岁就当上什么官那么下一步又能提拔成什么，语言中的艳羡与如数家珍近乎是在讨论一种信仰，在这样的饭局上，我永远插不上话。有时候这种信仰甚至能够大过生死。我依稀记得在我年少时父亲的葬礼上，我哀痛欲绝，有一个亲戚是如此安慰我的，他说，你看省里的大领导都来参加你爸的葬礼了（我父亲早年与他有过私交），这多大的排面儿啊，多少人羡慕不来，并用手画了个圈统指了一圈来参加葬礼的在世者。这种安慰对他来说，自然是好意，但对我来说，在那一刻就对权力怯了魅。
在年前的另一场亲戚聚会中，大家聊到去年闹很大的“南阳迷笛”事件，其实最早听说南阳要举办迷笛音乐节，我就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直觉中，南阳这座城市，无论是从世俗价值观、集体意识，还是从地方传统、文化气韵上来说，与摇滚都可谓是天然的水土不服，后来闹到全国皆知的负面新闻也说明了确实水土不服。然而，我所好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南阳领导有这样的热情与魄力，竟然能够将迷笛引进到南阳去。在席间我了解到，原来是南阳某区有一个八零后领导，青年时代热爱乐队与摇滚乐，一直渴望能摇滚打造成为南阳的一张名片。听到这个信息，我顿时生出一个昔日摇滚青年与整片土地的气韵所对抗的画面，结果自然是吃力不讨好的，从去年十月份的南阳迷笛舆情来看，这场摇滚盛会既遭到了迷笛乐迷的声讨，又在全国形成了沸沸扬扬的负面舆论，他不仅得不到自身所在的权力体系的认可，甚至也得不到当地人的认可。在席间，年长一辈的都认为这种音乐节必然是有境外势力参与，“因为穿着奇装异服跳大神跟鬼似的，南阳这么有深厚文化礼仪的地方，怎么能有这种东西”（他们可能是刷到了金属现场的甩头与开火车），因为有境外势力的参与，才导致南阳的名声受损，这与我在当地视频号上看到的下沉市民评论区可谓是如出一辙。而年轻一辈虽然不会这么极端，但也觉得音乐节确实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有两位老同学是南阳的公务员，政府号召他们音乐节期间去现场服务外地游客，他们都用私家车去火车站接送外地的乐迷，然而尽管他们在音乐节对外地人的服务上尽心尽力、满腔热忱，但是也不并不妨碍他们认为音乐节本身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咱南阳人的形象”。有一位亲戚是退休的老领导，在饭局上他做了一锤定音的发言，他说音乐的最大价值是得为政治服务，音乐不为政治服务，那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音乐节这种纯粹给年轻人提供享乐的东西，他不欣赏，“来，不说了，我们都干了桌上的这杯。”
然而很奇怪矛盾的是，虽然在这样的家乡场合我始终都格格不入，在亲戚同学们的发言中我永远也插不上话，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似乎并不排斥这样的场面，甚至有时很怀念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在我心里，我依然认为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而且他们对我都很好。尽管我已经离开河南很多年了，也是一个生活非常孤僻，远离人情往来的人，但颇有些矛盾的是，我经常会怀念河南式的世俗温暖与人情往来的很多细节，有一些很日常的年少镜头，都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比如，中学时期我大姑与我母亲反目多年，两人多年互不往来，但是并不妨碍大姑每周做我最爱吃的饭菜去寄宿学校看我，看我吃光了这些菜，她很高兴，并装作不经意地问我母亲的近况，流露出既关切又不屑的神色。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和我母亲是哭得最悲痛的两个女人，一度哭到精神恍惚，发现在生死面前有什么仇怨还不能看开，于是两人握手言和。她们曾一起去我毕业所在的城市看我，刚打开门，大姑一放下行李就立刻开始洗窗帘、刷厕所、洗厨房灶台。比如，二十年来我每一次回县城，小姑始终记得我最爱吃哪道菜，在饭店永远是要把这道菜作为第一道菜来点，其实成长中我都忘了我甚至喜欢那道菜。以及，很多河南式的人情往来是很莫名的，甚至是经不起推敲的，我很难说清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感，但那种情感却始终令我难以忘怀。记得在我父亲的葬礼上，一个乡下来的亲戚带着她的三个年龄大约十几岁的女儿，四个女人一进门就跪倒在地，放声痛哭，哭声响彻灵堂，其实那个乡下女人所带的三个女儿未必见过我父亲，我也不认识她们，但那是一种随着其母的叮嘱又与主家的情感共同悲痛的“礼仪”，且那股音量努力接近于真实的哀恸，令年少的我深受触动。很多时候，我甚至很爱听他们谈论一些县城家常甚至比较庸俗的事，在这些事情中，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世俗智慧，那里面有他们的见识、能力、心思与偏见，糅合在一起去撬动起人情、资源、利益与情感，体现出了微妙细致又极有分寸的考量与拿捏，那种既要里子，又要面子，既顾虑这个，又兼顾那个，又因能力与资源着实有限，办成一件难事，最终能像走平衡木一样完成得摇摇晃晃却有惊无险，呈现出了强韧的世俗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有时会让我感动，这些东西我似乎天然不曾拥有。即使人情淡漠如我，也不得不承认，每当有家乡的同学来上海见我，在他们走后的几天，我都会被他们从家乡所携带来的那股县城情怀给“充能”，仿佛是一些年少的欲望与生命力被短暂激发，年少那个意气飞扬的我在身体里限时复活。
后来我明白，有些东西是根植在出生的血液与身体里的，家乡对于我来说，尽管痛苦的记忆远大于快乐的记忆，但是生命关于快乐与兴奋的感官功能是在那里开启，人生有太多的初体验是在那里发生，一个孩子最早面对世界的炽热与惊奇，最早的心动与爱欲，最早的在平凡无奇之地构筑了自己的幻想乐园，最早的各种平凡微小却极为满足的心愿，最早的朝着广阔未知世界的蓬勃一跃，那些惊奇、心动、希望与爱欲的感受，它都与原生地有着切割不断的关系，以及，我的父亲，在他离开之后我无时不刻地想念他，他永远地沉睡在了那个我格格不入且努力逃离的故乡。
然而就像那首歌所写的“我的意识，出生就带给我的，像钉子一样又困住我”。县城乡镇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离开这里，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为了真正地融入大城市，为了拥有一套新的成功方法论且知行合一，不得不切断与旧体系与旧价值观的认同和关联，然而这种挣脱并不容易，因为那些你可能想挣脱掉的无知、浅陋、束缚、狭隘，可能在年少的县城世俗生活中，它们也与温情、快乐、感动与爱意丝缠线绕、难舍难分，形成了难以捋清的情感与意识的糊涂账，因为在童年时代，父母也是携带着这些东西来爱我们的。离开家乡进入社会之后，我时常发现，我对一些人天然地具有好感，其实都能在年少成长记忆中找到他的影子，而长大后所获得的那种最本能的关于满足与爱欲的感受，似乎也都能在童年的体验中寻回它的线索。因此想彻底融入新的体系与价值观也并不容易，因为缺乏与童年相伴的最底层的关于快乐痛苦情感的深刻感受。因而失败的逃离者，往往前不见通路，后不见归途，你会明白那首歌的评论区为何布满了城乡孩子们成长的伤痕，不仅有过去的伤痕，也有此刻的伤痕。
而那个将迷笛音乐节引进到南阳的那个前摇滚青年的现领导，他才是一个没有逃离家乡，又热爱家乡，且身负强大能量与力量，渴望给他所热爱的家乡引入新气象的人，如果真如我在饭桌上听到的那样，不得不说，我很佩服这样的人，竟然能身处于那样一个传统气脉如此雄厚的中原地区，还兼具理想主义与权利热情，兼具务实的能量与天真的勇气，朝着那坚如盘石又藏于不可捉摸的雾霭中的传统殿宇进行了奋力一搏，就像历史剧的那些早期改革派角色，总充满着一股英勇而悲情的色彩。当然，这是我在饭桌上听来的自我感受，而在他们的描述里，其实是另一种色彩，在那些善良又充满世俗智慧的家乡亲戚口中，提起他时多是不屑一顾的，“这个人，那他的仕途可完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