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刚建国的时候，有一条非常冰冷而直接的法律：“岁饥，强发仓窖者死。”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强行开仓抢粮者一律杀无赦。
这样的规定，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首先，乱世无法治，北宋是在唐末和五代乱世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全国不少地区都经历了多年的战乱，活不下去的百姓自然就养成了铤而走险的习惯，在饥荒年生，粮仓显然是活命的最大希望。这种严苛的法律，有助于纠正民间的风气，让他们转变乱世思维，从主动抢粮变成被动等待州县的救济。
其次，粮仓是北宋的基层物资储备命脉，和平时期要承担平衡物价、救济灾民的民事作用，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也要承担提供军粮的军事作用，一旦这些地方的粮食出现亏空，关键时候是要误大事的。
但是，再严苛的法律也挡不住饥饿的灾民，北宋多次发生了灾民强抢粮仓的暴力行为。
当地的官府抓到这些“暴民”之后，按照法律是要处死的，于是就把死刑报告上报，由开封来做最后的判决。
让人感动的是，太祖和真宗在听到这样的汇报之后，多次下令给这些“暴民”减刑，从死刑改为流配（咦，没有太宗减刑的记录）。
尤其是到了真宗朝，减刑减多了以后，就有人给他建议，说：“反正陛下你几乎每次都减刑，不如就把法律修改了，强发仓窖者就不要死刑了，改成流配就够了，省得你麻烦。”
真宗摇摇头，拒绝了这个建议。
到了仁宗天圣三年（执政的其实是垂帘听政的刘太后），饥民强抢粮仓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陕西因为发生了饥荒，发生了大规模的持械抢劫事件，饥民不但抢官仓，连民间富户的粮仓都开始抢了。
消息传到开封以后，仁宗下了一道诏书：“陕西这些抢粮食的灾民，如果只是抢粮食，没有伤害粮仓主人的，就不要杀了，改成刺配吧。另外，如果不是主谋，就再减一等，别太为难他们。”
这一道诏书，还有一个附加说明：官府自行掌握执行，不要对百姓公开。
这么做是有深意的。
绝大部分饥民要不是活不下去了，也不会冒着死刑的危险去抢粮仓，他们本质上并不是要造反，只不过是因为太饿了而已。救灾是朝廷的职责，现在朝廷因为救灾不及时或者救灾不到位，导致他们活不下去，本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现在还要杀他们，确实有些下不了手。
但是万一给全社会公开了，说饥民抢粮仓情有可原不用杀头，那粮仓就根本守不住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法条规定得严格一些，执行的时候灵活处理，既能够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也能够体现朝廷的爱民之心。
这样的执行方式，一直贯穿了整个仁宗朝。
宝元二年，四川闹灾荒出现暴民抢粮的时候，已经独立执政的仁宗也下了诏书，抢粮食的饥民只要没杀死人，就刺配当地牢城，为了避免为首的在牢城里继续作乱，只把他们刺配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异地服刑即可，可以说相当宽松了。
这样的宽松连臣子都看不过去了，至和二年，天章阁侍讲、后来当过刑部尚书的杨安国就曾经给仁宗建议说：“现在这些百姓手持武器抢劫粮仓，如果全部减刑，今后真的管不住了。”
仁宗还是坚决地回复说：“不然，饥馑不能恤，至为盗而又杀之，不亦甚乎？”
意思是：“别这么想，百姓遭遇饥荒我们救不了，把他们逼成盗贼然后又把他们杀了，确实太过分了。”
这样的判决多了以后，百姓也渐渐看明白了问题的关键，强抢粮仓的事情开始愈演愈烈，到了朝廷无法忍受的地步。
治平四年九月，刚登基八个月的神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下了一道明确的诏书来界定强抢粮仓的刑罚：“伙同三人以上持械抢劫的，伤人并且抢劫数量达到死刑标准的，曾经有过抢劫记录的，一律死刑不得减刑。”
尽管比起他干爷爷仁宗皇帝的规定严格了不少，但是比起开国初期定下的“强发仓窖者死”还是宽松了许多。
尽管知道不能擅开百姓强抢粮仓的口子，但是历任皇帝依然选择了最大可能的宽限，可能这就叫冰冷法律背后的温情。
202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