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主角陈新扬与陈秀珍兄妺
今年夏天，机缘巧合我在香港认识了阿扬与阿秀这对陈姓兄妺，阿扬精神奕奕，红光满面，为人热情健谈，一点都看不出他已年68岁，曾经中过风的样子。阿秀身材高挑苗条，声音甜美，虽已年64岁，但清秀的脸庞仍透露出昔日的骄美。果然当阿扬拿出他们年轻时的照片来，二哥阿扬丰神俊朗，风度翩翩，四妹阿秀则容貌秀美，也为一俏佳人也。这对兄妺和我们一样，都是当年勇于反抗封建专制独裁，勇于投奔怒海的叛国者。人生有一次濒死的感觉已十分可怕，但阿扬在偷渡中就有两次濒死的感觉，所以他现在很开朗，他对我说：“现在过一天就多赚一天，天天都要令自己快活”。
这对兄妺小时原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49年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令到他家陷入困境，62年母亲亡故后，4兄妺分别为4个家庭收养，一家人从此各散东西，上山下乡后他俩历尽艰辛，九死一生，终逃抵香港，开始新的人生。
他们的父亲年轻时曾就读于广州黄埔军校燕塘分校，并于那时加入国民党，蒋介石是他的校长，国民党名将王耀武，胡宗南是他的师兄。不过他并没有在军校完成学业，所以也从没带过兵，更加没有打过共产党，原因是他家族是广东台山市的名门望族，在台城拥有庞大的地产及生意，他家台城的“顺利行”操控了台城的经济，是台城首屈一指的买办阶级。由于他父亲是长子嫡孙，因此中途缀学回台山接管家族生意。
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军机轰炸台山时，不知为什么所掉的炸弹炸中的大多是他家的物业，曾有一个炸弹击穿了几层楼却没有爆炸，把一家人吓得半死。经过抗战后家族在台城的物业和生意荡然无存，家道从此一落千丈，他父亲便和母亲一起迁到广州，一切从头再来，其间大哥硕桐46年出生，二哥阿扬48年出生，稍后又添了个三女，至于阿秀则生于解放后的1952年，一家人居住于广州西关逢源路一间租住屋内，父亲则以做小生意为生，一家人倒也温饱无忧。
1953年镇反运动中，不知是谁揭发了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公安局把他抓了，最后判了个历史反革命发送内蒙古劳改。他父亲知道判决后，知道自己这一生已经无希望了，为了不影响4个子女，便在起解前在牢房里签署了离婚协议。他这样做大错特错，因他这个历史反革命兼劳改释放犯永远是他们兄妺的父亲，永远影响着他们。7年后他被释放回广州，却已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景况凄凉。
父亲被捕后，坚强的母亲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她挑起菜担上街卖菜，有时摆地摊卖些风味小食及一切可赚钱的东西，这样辛辛苦苦做小贩赚钱养育4个儿女。一个女人养4个小孩很困难，故最先被送走的是阿秀的三姐，阿秀回忆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好命的三姐被香港的姨婆看中，收养了她带到香港生活，剩下她兄妺三人陪伴母亲过艰苦的日子。
对他家来说真是福无双至，却祸不单行，母亲做小贩养家艰难的过了三年，1956年中，广州市要压缩城市人口，他们这个家庭自然是压缩的首选。不久母亲带着三个分别是10岁，8岁和4岁的儿女被遣送回台山乡下。家乡已没了直系亲人，母亲既不黯农活又没有农村妇女的体力，一家人顿时陷入绝境。这时乡中有一个人，与他们同姓，这人在生活和农活中帮了他母亲很多，母亲对他很感激，由于与父亲已离了婚，故不久那人就成了他们的继父。继父原来也是国民党兵，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随军南下，当他知道即将要打海南岛，要和昔日称兄道弟的国民党军再战，便立即申请退役回乡参加土改，土改后便成了乡中干部。
他们艰难的在乡下生活了两年，1958年当知道有政策让他们可重返广州时，便举家一齐返回广州，其继父也跟着他们一起到广州。阿扬回忆说他们回到广州时看到到处都是土法炼钢的小高炉。母亲照旧卖菜为生，继父则从旁协助，主要是到菜栏去买菜，然后运回来两人一起卖，三兄妺这时也大了一些，故有时也会到档口帮忙。为了生活母亲和继父有时也会干些炒买炒卖的勾当，阿扬回忆说，在那经济困难时期继父回到乡下以二角钱一斤买鹅，运到广州可卖到20元一斤，平安出手的话也可为这个家庭解决一下金钱问题。
1960年父亲从内蒙古劳改释放归来，幸亏他释放得早，回到较富裕的南方，如果劳改多几年，在那大饥荒的年代肯定会客死内蒙。可他回来已是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为了活下去，这个昔日商场上的高手最后沦落到在广州沙河区一间民办中学做校工，为了能见见儿女，他顽强的活了下来。
他们三兄妺与继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1960年中，他们异父同母的五妹出世了，这时他们的继父，这个原国民党降兵，终于也抵受不了穷困的生活，抛妻弃女只身偷渡到了香港。继父走后母亲独力支撑一个有4个孩子的大家庭，倍感吃力，不久她终于倒下。1961年母亲被诊断患了癌症。那个年代穷人得了此病，必死无疑，他母亲被病魔煎熬了1年，终于在1962年中，带着对丈夫与儿女的牵挂撒手尘寰。
大哥硕桐这时已是广州12中学的初二生，平日就轮流寄居在几个亲戚家，二叔，四叔，外婆和舅舅的家轮流住，10岁的阿秀则先在二叔处住，然后搬到四叔处。至于二哥阿扬那时刚刚小学毕业，当时有个政策学生可以在暑假赴港澳探亲，阿扬便和异父同母的五妹一起申请，合该他时来运到，申请很快获批，很快阿扬就拖着刚会走路的五妹步过罗湖桥到达香港。在香港他把五妹交还给继父，自己则到亲戚处住。
14岁的阿扬这时想继续学业，但香港的小孩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文，到中学时基本上已是全英文教学了，而他这个大陆仔连字母都认不全，留在香港肯定不能进学校。在亲戚家住了半年，为了寻求出路阿扬曾到亲戚开的藤器加工厂做学徒，工厂包食住，学徒工每月还有7块钱工资，当时藤厂一个熟练技工每月才赚廿元左右。阿扬在藤厂当了半个月的学徒，一来他认为藤器加工技术含量低，没有前途兼赚不到钱。二来他心中想的还是要读书，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大哥就读的广州12中门前的大鱼塘及校内的足球场。几经考虑后他作出了一个艰难而当时令人惊讶的决定，辞掉藤厂的学徒从重返广州读中学。1962年底他如愿已偿以插班生进入广州12中就读初一。
1959－1962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当年的广东省发生了大规模的逃港潮。为了压抑这股逃港潮，当局开足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人民大肆宣传香港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是社会主义好。阿扬的归来就读被省市领导看中了，成了他们所宣传的人证。首先在12中校领导引导下他在香港读不了中学是因为穷，完全不提他不会英文，而他在藤厂当了半个月的学徒就被特别加强渲染。就这样他的发言变成了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里，他因为贫穷而没能入学，为了生活只能去当学徒，而当学徒工又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剥削，生活水深火热，但一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马上就进了中学，生活幸福快乐。这样的发言完全符合当局宣传的需要，他先在12中内对全校师生演讲，来听他演讲的还有其他中学的代表，继而还要到青年宫去演讲，为当局宣扬香港是穷人的地狱，还是社会主义好，而他通过演讲渐渐成了广州中学生的先进典型。
正当他在演讲台上意气风发，口沫横飞时，讽刺的是他的亲妹，那个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广州，寄养在二叔家的阿秀却突然退了学。母亲死时10岁的阿秀正读小学三年级，寄养到二叔家后，一来她不是他们亲生的，不想花钱供她上学，因她是女孩迟早要嫁人。二来二叔也有几个孩子，生活本也不宽裕。他二叔是在广州粤剧团拉二胡的乐师，他不是把阿秀带回去进行教养，而是把她带到粤剧团做超小童工。那时剧团的正印花旦刚生了个二女儿，那花旦的大女儿是二婶带的，因此二叔就把阿秀领到剧团里帮那正印花旦背孩子。阿秀吃住都在剧团，白天一起床就到花旦处领取婴儿背上，那花旦每天都要排演，练声及演出，阿秀就背着她的女儿在剧团里混，除了婴儿吃奶时交还给该花旦外，一天有十几个小时要看护婴孩。粤剧团经常要下乡演出，晚上睡觉时正印花旦都有一个房间，而阿秀就只能跟那些二帮“梅香”姐挤在一起，在乡下她这个编外人员遇到缺乏床铺，经常要睡地板。阿扬在香港当的是学徒，但比他小4岁的阿秀却是实实在在的童工。阿扬的学徒也有工资可拿，而阿秀没有工资，只有两餐饭吃。阿扬学徒只干了半个月，而阿秀无偿的帮花旦在剧团里带了1年多的孩子，孩子会走路了，花旦怕11－12岁的阿秀看不住孩子，怕有什么闪失就不要她带了，而阿秀就搬到四叔家去住了，两相对比可笑不可笑。
三兄妺自母亡后就很少见面，大哥二哥在亲戚中到处流浪，四海为家，以至阿秀很多时都不知道他俩住那里，只有逢年过节或家族中有红白大事，三兄妺才有机会重聚。阿秀住进四叔家后曾短暂重返小学，但只读到小学4年级就终止了，理由和在二叔家时完全一样。长期的寄人篱下，小小的阿秀学会了忍，无论什么事她都从不与堂兄妹或表兄妺争。为了争气不白吃别人的饭，自己养活自己，比二哥当学徒时年纪还要小的她，一停学就到街道服务站参加工作。年纪小小的她先是干撕碎烟叶的轻工，长大一点就开机器压制电木胶瓶盖。工资虽然低微，但她省吃俭用，除了养活自己外，几年下来也有了些积蓄，1968年底大哥下放海南岛，一身的行李都由她出钱购置。
他父亲这时也想见见自己的儿女，但因两儿行踪无定，故见得最多的是阿秀。二叔，三叔和一个姑姐和他一样是国民党员，偏偏只有四叔是共产党员。父亲每次见阿秀，他这个“四类分子”不敢直到四弟的家，在那阶级斗争空前激烈残酷的年代，他不想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父亲先打电话到四叔附近的传呼站，阿秀收到电话后就立即出来，两人相隔十几步向同一方向行走，去到附近的公园或少人处才停下来相见，过程就象当年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秘密接头一样。每次见面小小的阿秀对着年老而又陌生的父亲都不知说什么好，在那物质奇缺的年代，很多时大家都无言以对，互相呆望一会感到对方还好就分手。这情况直到80年代父亲平反了而他们又可回来，才又恢复父慈子孝顺的局面。
风光了三年，1965年二哥阿扬初中毕业了，他考虑到自家的情况，想快点出来工作便不报考高中而报考中专，当时他和一个成绩比他差很多的同学一齐报考市轻工技校，考试中他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但一发榜那成绩差的同学考中而他却名落孙山，他百思不得其解。几年后他终于知道了真相，文革中他成了农场造反派的头头，在一次造反行动中他率领革命群众砸开了农场的档案室，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档案，档案里明明写着他考中了轻工技校，他却不明白为何收不到录取通知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重遇了当年的女班主任，两人谈起这事，那女班主任坦率承认把他的录取通知给了另一个成绩差的人，是她亲手干的，但那是上头的命令，谁叫你的父亲是劳改犯而人家的父亲是党委书记。阿扬还从班主任的口中知道那个夺去他学位的人考4科总分才刚100分，更加为之气结，但已成事实无可奈何，知道是反动的血统论剥夺了他读书的权利。
1965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展开，那些升不了学的中学毕业生当局都要动员他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阿扬既是广州市中学生先进的典型，那他就要先进到底，加上他的家庭环境问题，更需要他尽早独立，于是他便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了珠江口的斗门县国营平沙农场。平沙农场很大，光知识青年就有几千人，主要以种植甘蔗为主。阿扬的好运似乎还未完结，由于他是自愿来的，来前又是广州中学生先进的典型，所以一到农场立即受到重点培养。他不到一星期就加入了共青团，并立即参加了农场的四清工作，在他的整个农场生涯里，做农活不超过十天。二个月后当了团支部书记，农场团委委员，在文革前夕他还通过了入党申请，成了一个预备党员。他回忆起在农场搞四清的这段日子说，对于农场的生产队的干部来说，四清运动比文革更惨，那时他们早已被免职，由工作队指挥生产，天天对他们进行批斗，要他们交代问题，而文革主要斗争农场的领导。
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一开始，他这个新鲜热辣的中共预备党员因缘际会成了农场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继而成了有几万群众的省农垦造反派“红司”的常委，主管“红司”日常一些锁事。那时他长驻广州沙面的农垦总局，因而结识了很多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阿扬回忆说，其实偷渡这种思潮在文革初在高干子弟中就普遍存在，尤其是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子女，过去他们高高在上，而今成了黑七类之一，他们掌握了很多边防信息，很多都想走。他们知道阿扬是从香港回来，迟早都会偷渡回去，因而很多时在空虚苦闷之时，都会向他吐露想偷渡的心声。不过这些人最后走上偷渡的并不多，原因就是他们是高干子女，在株连政策之下子女偷渡更会令父母问题更加严重，其他就是高干父母还有解放的一天，他们还有希望。
在长驻广州沙面总局的日子里，白天他们表面上热衷搞文革，晚上无聊时几个知心老友就常在一起谈前途，讲偷渡。1967年中阿扬与几个懂音乐的高干子弟造反派头头，花了很多晚上，创作了很多有关偷渡的歌曲。歌曲由一个绰号叫“古巴仔”的人谱曲，其他人共同合作负责填词。他们所创的偷渡歌有粤曲，有用语录歌稍加改编而成，也有些属于他们的全新作品。这些歌曲后来经过时间的淘汰，很多都不流行了，但粤曲及一两首创作严谨的偷渡歌，后来却在知青中广泛流行，其中一歌取名“夜奔”，表达了一个即将踏上偷渡之路的青年对女友、家乡及父母依依不舍的复杂心情。想不到几年之后，此曲竟然在偷渡者之中广泛流传，很多人都会唱。阿扬因为是原作者之一，因此记忆很清楚，四十几年后他还可以一字不漏为我默写出来。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登上小舟，拚命划动双桨奔向远方。大海在呼啸在怒吼，四面一片白茫茫，看那无情的浪头一浪高一浪，我爱在大海颠簸流浪。无论我飘泊在何方，往日友情永不忘。再见亲爱姑娘！亲爱的朋友！
为了自由只能和你们分离，无论我飘泊在何方。往日的友情永不忘。啊！你汹涌的浪头请将我抛向远方，我要像你一样翻滚在大海上。
阿扬所在的省农垦造反组织“红司”成份相当复杂，其中有赫赫有名的6123兵团，有工读600等，就连他的平沙农场65·9战鹰也是响当当的。这几个组织当时主要目的是要共产党讲信用，让他们回城。为了达到此一目标，也为了能令广州的造反派接受他们，因而这几个组织在武斗中特别凶悍，为造反的红旗派特别卖命。然而他们的目的与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相违背，所以注定要失败。阿扬在大陆的好运即将终结，1967年底武斗一结束，省军管会立即把阿扬逮捕，并立即押回平沙农场关进牛栏。
昔日农场的大红人，如今变作阶下囚，他是作为文革群众组织的坏头头，由省军管会交由农场代为看押的，在长达多年的牛栏关押中，他被万人批斗过三次，不像一同关押的几个老革命，农场的走资派那样经常要拉出来批斗。昔日他因离开香港返国读书而成为大红人，而今却因同一理由而被怀疑成国民党特务，批斗他时要他交代在那时代人人都想去香港，他为何会反而回国，不是特务是什么？要他交代如何跟上面接头及如何搞破坏，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阿扬也明白到如果相信共产党的坦白从宽那就大错特错，何况他又不是真特务，所以无论怎样批斗他，他都拒不承认，而且不断上诉。一个专为他们送饭的女看守，因为同情他，经常在送饭时暗中为他传递消息及信件。
阿秀当年15岁，知道二哥在农场被囚禁，便立即携同年仅7岁同母异父从香港回来探亲的五妹，经一天的舟车劳顿从广州赶到平沙农场探监，在牢房外看守人员只准把东西带进去，却不让他们兄妺见面，在里面阿扬听到了她俩姐妹的哭声和叫声。在牛栏中他知道1968年11月大哥硕桐去了海南岛兵团种橡胶，四妹阿秀12月去了惠阳县插队务农。在多年的囚禁中，他彻底的明白了他在这个国度里已没有将来，一旦放虎出笼他也要“夜奔”了。
至于四妹阿秀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经14岁，正常情况下这个年纪应该是初中一年级，可以参加文革了，可她由于是寄养在四叔家，过早停学参加工作自已养活自己，因而只有小学4年级的文化程度。由于亲生父亲是劳改释放犯，而四叔是共产党员，所以更加不敢乱说乱动。1968年底城里中学生被送到农村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本来根据当时的政策，阿秀的二哥早已去了平沙农场，大哥也即将远赴海南岛种橡胶，她这个小妹完全可以留在城市，但这时街道服务站工作时有时无，加上她的户口是在四叔处，四叔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不用到农村，不断的向她施加压力。为了不用看四叔的脸色及听到难听的说话，也为了早日能自立，在68年11月送走了大哥到海南岛后，1968年12月年仅16岁，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的她便自动在四叔的街道报名下乡，很快她也算作知青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了。
阿秀被分配到广东惠阳县潼湖公社琥珀大队一条小村插队，同去的广州知青共10人，另有24名惠州知青。这34名知青后来绝大部分参与偷渡，有廿多人最终获得成功。她下放的小村邻近东江河，三面环山，土地贫瘠，田少人多，当地农民原本就生活贫困，大部分人都住在泥砖屋里，他们刚到时看到村民吃饭时碗里有些白色的东西，初时以为是猪肉，走近看了才知道那是盐腌萝卜，原来当地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特大的瓦缸，在萝卜收成的时候用来腌制咸萝卜，一年之中很多时候就靠它佐饭了，阿秀走近那些大腌缸，隐隐约约闻到有些臭味。这条小村一下子增加了34个劳动力，收益更加被摊薄了，那时一个男全劳力干一天才得1角2分钱，妇女就只有8分钱，阿秀初来时本以为凭努力可以独立生活，但不久这希望幻灭，初来时的积极性立马泄了气，干一天连饭钱都不够。尚幸当地位处宝安县北面，是从东线经大鹏湾偷渡香港的绝佳出发点。那时从广州到惠州比较容易，检查比较宽松，她是当地知青能开到往返广州的证明，因此携带偷渡物资较容易，既然此地生存不易，回广州进厂又无希望，但却有这么好的偷渡地利，不久小小年纪的她便萌生了逃往香港寻找新生活的心。她不仅自己逃，后来她还利用当地的地利，协助很多广州的知青逃港，成了令人敬重的好人。
1969年4月，因为不断的上诉，当局终于相信当年年纪小小的阿扬不是特务，被囚禁了年半的阿扬被释放了，农场还补发了他年半的工资，他拿着这几百块钱，立即请场里所有的“好兄弟”大吃了一顿，然后离开农场返回广州，回到广州后立即筹备“夜奔”，而阿秀得知二哥被释已返回广州，立即经惠州赶返与二哥相会。兄妺重见后，经过商讨，都一至认为逃到香港是他俩的唯一出路。由于四叔是党员，在株连政策下必然会反对阿秀偷渡，故此阿秀从此不再投靠他，而改为投靠舅舅，舅舅是广州钢铁厂工人，也有儿女下乡，知道知青的苦况，因而支持他两兄妺“起锚”。至于阿扬则依旧到处流浪，四海为家，有一次住在东山的外婆家时遇上查户口，他连忙爬树翻墙逃走。
为了令不会游泳的阿秀能成功游过大鹏湾，二哥对四妹展开了特训。首先在广州为数不多的几个泳池里教她基本动作，阿秀人本就聪明，加上有一远大目标，所以特别刻苦，很快她就学会了游泳。待到阿秀能在泳池里游到几百米，二哥阿扬就把四妹带到珠江里去实战，像当年立心要“起锚”的知青一样，到珠江里去把自己锻炼成“浪里白条”。曾经数次二哥带着四妹从广州游到石门，经过几个月的特训，四妹也成了“浪里白条”，二哥的耐心细致的教导并没有白费，想不到日后在海里救他一命竟然是四妹。阿秀回到生产队后，由于那里邻近东江，所以经常到东江游泳，日积月累她的体力更强，泳技更加精进，为日后“起锚”准备好条件。
1969年8月，阿扬在广州越秀山百步梯进行体能训练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刁飞”的人，那“刁飞”自称是宝安县镇隆人，熟悉宝安县边境情况，现因犯了事流落广州，也急需逃往香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结伴起行。首先他俩将吹气胶枕，指南针及钱、粮票交给阿秀，阿秀则提前几天回去，并按约定的时间为他俩准备干粮。几天后阿扬与“刁飞”空身来到阿秀下放的小山村，由于是亲兄妺的关系故没人怀疑，阿秀招呼他俩吃了晚饭，天黑了才拿出为他们准备的物资，送他俩上山并为他们指明了南逃的方向。这是阿秀第一次帮人“埋堆”及“送堆”，此后她每次回广州都有很多下放别处的知青求她帮忙“埋堆”，她都尽力帮助他们，那些要求帮忙的知青都是二哥阿扬的朋友，阿扬后来在牢里关久了，认识了很多参与偷渡的失败知青，知道他们都需要人帮助“埋堆”，便把自己的亲妹可以帮忙介绍给他们，而阿秀为人也很有江湖道义，也乐意无偿帮助他们。
那时广州到惠州的码头及船检查行李不太严格，冬天宽松些，夏天严格些，男的检查多些，女的较少检查，有也是抽检，阿秀就是利用这一点帮助人。在广州志切偷渡的知青把偷渡所用的物资及钱和粮票交给她，阿秀则把东西分批分开来带，尽量藏在行李中而又不惹人注意，通常一个偷渡团伙所需要的物资如球胆，指南针等为安全计她要分开3－4次来带。她有真实的公社证明，但公社证明不可能常开，一张公社证明她要反复使用，故此聪明的阿秀学会了涂改日期，而且改得天衣无缝，这样她把物资安全的带回村，从未失过手。回到村后把东西藏起，再到惠州去买糖，面粉及肥猪肉，回到家中先将肥猪肉熬成猪油，再用猪油及糖把面粉炒熟。按照约定的时间把物资及干粮分成若干包，乘半夜携带东西溜出村，把东西藏在山边草丛中，人则在村口路边等待。按照约定时间空身而来“扑堆”的知青一出现，她立即带他们去取回物资及送他们上山。她冒着风险为别人“埋堆”及“送堆”不为钱，纯粹是为了帮人，所得收益就是一些用来佐饭的猪油渣。阿秀此后在1970至1973年利用地利先后多次帮人“埋堆”及“送堆”，帮助了不少人逃亡，苍天有眼最后也令她成功逃港。
阿扬这个昔日的学生先进典型，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文革造反派的头头终于迈出了“投敌叛党叛国”的第一步。
再说阿扬第1次“夜奔”，心情难免紧张，幸亏跟着“刁飞”这个老江湖，两人乘着月色走了一晚，第二天白天“刁飞”仗着熟路继续赶路，中午时分“刁飞”把他带到宝安县镇隆他所在的村子附近，突然遇上一群认识“刁飞”的人，那些人见“刁飞”一出现，就大叫抓住他，于是所有人立刻向他们冲来。好个“刁飞”临危不乱，他指示阿扬逃跑的方向，自己则向相反方向跑，所有人立即都去追“刁飞”，而置阿扬于不顾。原来“刁飞”在当地是个神偷，是个通缉犯，他干的不是一般的偷鸡摸狗，他专偷当地的供销社，合作社及信用社，案情相当严重。好个“刁飞”吸引了所有人都去追他之后，仗着地形熟施展起神偷草上飞轻功，那些想捉他的人跟在后面距离越拉越远，最后只得让他逃之夭夭。阿扬后来在香港重遇了“刁飞”，“刁飞”抵港后亦改邪归正。的确，在香港只要勤劳，又何需作贼。
阿扬第一次“起锚”就遇上这种事，在慌乱中他掉弃了干粮，等到平静下来时他才思考应何去何从，经冷静思考下他决定回去，准备好再来。他循原路重返阿秀处，阿秀见到二哥去而复返，明白到他失败了，尚幸可全身而退。阿秀立即为二哥购买惠州回广州的船票，并亲自送他上船。
回到广州后阿扬继续准备“夜奔”，这时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宝珊，宝珊原是平沙农场知青，文革中在广州“红司”是他的女秘书，原本两人感情就很好，这时也想和他一起“夜奔”，但她不会游泳，阿扬只好像训练阿秀一样训练她。宝珊的悟性没有阿秀高，进度很慢，学了个多月才会游一点点。1969年10月，离第一次“夜奔”失败仅两个月，他俩决定趁天气还未冷就上路“夜奔”了。经过两个月的策划，阿扬决定用弃车局走西线，临行前阿扬将地图熟记于心，并为宝珊弄了个救生圈。
出发前阿扬偷了部单车，今天进城的农民工偷单车是为钱，可那时知青偷单车是作为偷渡的交通工具。阿扬把偷到的单车改装了一下，加固了车尾架，然后清晨阿扬用单车尾搭乘着宝珊，两人扮作回城探亲的知青，而今返回生产队的样子，向着东莞踩去。当时阿扬年轻力壮，车尾载着个女孩也骑得飞快，加上刚离广州路上没有遇到盘查，故约中午时分到了东莞的北栅村。到了北栅村阿扬由于熟记了地图，知道前面不远会有一个检查站，当看到路边有一块棺材板作路桥便通过棺材板进入北栅村，踩过北栅村后从另一头出来，这样刚好避开设在北栅公路边的检查站。过了东莞北栅后，不久就进入了宝安县。1969年还未进入知青的逃港最高潮，他俩绕过了一个检查站后顺着公路向南再没有遇到阻挠，骑了一天单车跑了一百多公里，晚上到了西线的沙河白石洲附近，这时他俩掉弃了单车，乘着黑夜越过国防公路，进入了后海湾。
在海滩上阿扬吹涨了救生圈，然后给宝珊套上，拖着她慢慢走下海中。后海湾也是大海，无风也有三尺浪，加上黑夜中略有少许风，浪就更加大了。在黑暗的大海风浪中，宝珊由于游泳本领本来就不高，这时由于恐慌，双手紧抱着救生圈，身体垂直于水中，所学的游泳技术一点也发挥不出，在水中不能前进，阿扬见此情况只好尽全力顶着风浪去推她。此刻的阿扬由于已踩了一百多公里的单车，体力消耗甚巨，但基于道义与爱情，他没有放弃她，尽全力慢慢的拉她或推她，在后海湾的黑暗中，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前进着。在海中宝珊见阿扬为了她游得这么辛苦，如果没有她这个负累，他早就像鱼一样游到对岸去了。宝珊很感动，她对他说一旦成功抵达自由世界，她会立即嫁给他，她会为他生很多孩子。听到这些承诺，阿扬更加拚命了，他要为自己的将来而拚。
可在海中推着一个人前进，那速度实在太慢了，他俩拚搏了一整夜，天明了他们还在水中，不过他们已游过了中间线，，离香港流浮山的岸边不远了。这时他们被发现了，一艘大陆蛇口公安炮艇正高速向他们冲来。该炮艇冲到他们附近时突然熄火潜行，慢慢靠近他们。此时阿扬已在水中拚搏了7，8小时，见此情况阿扬更加竭尽全力的推她，正当阿扬的脚已触及海底，他们已到了香港这边的岸边，离开岸边1条石壆只有三十多米远，他们被大陆公安炮艇在香港岸边被越境逮捕了，在香港岸边齐胸深的水中，阿扬与宝珊在枪口威胁与竹竿的打击下，被逼爬上了大陆越境执法的炮艇。今日铜锣湾书店的负责人李波被大陆强力部门越境执法抓回大陆，其实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早已有之。面对大陆炮艇越境抓人，香港水警噤若寒蝉，不敢出来抢人，而那时还没有遣返政策。
本来阿扬发现大陆炮艇向他们冲过来的时候，舍弃宝珊完全有可能在炮艇到来之前独自游上岸，但他在危急关头没有独自逃走，没有舍弃宝珊，因为他相信宝珊对他的爱与承诺是真的，而他对宝珊的爱也是真的。他不想让胆小的宝珊独自被捕，他要陪同她走完整个旅程，他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被捞上甲板并肩而坐，竟然是他俩相处的最后时刻，想不到他俩的缘份这么浅，被捕后因为阿扬囚禁很长，两人从此天各一方，无从相见了。
大陆的炮艇在香港的岸边把他俩“捞汤丸”后，立即高速向蛇口方向驶去，他俩几乎已可成功踏足自由世界，只差那么一点点，在炮艇上目睹香港的海岸离他们越来越远，心情十分难受，不知前面有怎么样的命运等着他们。稍后他俩被押送到深圳收容所，一到收容所他俩就被分开了，宝珊入了女仓，阿扬关进男仓，两人从此不再相见，缘份也就断了。
那天宝安各地捕获的人特别多，深圳收容所有人满之患，阿扬的男仓挤满了人，阿扬是被人推挤进去的。阿扬回忆挤拥的程度，牢房别说不能坐，就连站立都觉困难，阿扬这个新来者又是只得一个人，自然被推挤到墙角面对着马桶。窄小的牢房里起码挤进了6，70人，各种气味混杂一起，臭气薰天，中人欲呕。尚幸不断有人进出，深圳收容所是最近边境的一个，自然捕获人最多，被捕获的人很快就根据他们所报的来源地分流出去。阿扬第一次被捕很老实，他报自己来自斗门县的平沙农场，因此几天后被转押到樟木头收容所，在樟木头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转送广州沙河收容所，碾转一个月左右才被押到斗门县收容所。
本来人到了斗门县收容所，只要单位有人来领，人很快就会放出去。但阿扬是共产党员，又是群众组织的头目，加上在农场已关了他年多，现在他又成了投敌叛党叛国者，领回场去是一大麻烦，不知如何处理，便干脆不来领他，让阿扬一直在收容所里关着。阿扬在长期的关押中，在收容所这个“偷渡大学”里与各路英雄相交，从中也学到很多偷渡有用的知识，不过这一关也实在太长了，很多人出去了又进来发觉他还在。
再说阿秀自从帮助二哥与“刁飞”“起锚”后，每次回广州都有人来求她帮忙“埋堆”，短短几个月她已帮人起了不少“堆”，有成功也有失败。不久她知道二哥被关押在斗门县收容所，不知要关押多久，便不再等他，这时的她由于经常到东江游泳，早已练成了“浪里白条”，有信心可以横渡大鹏湾，便决定自己先“起锚”去也。1970年夏在回广州的船上，她认识了一个早几年下放同一公社但不同大队的广州人“阿良”，“阿良”在当地有个绰号叫潼湖太公，原因是或许命运所定，由“阿良”训练及带领去偷渡的徒子徒孙，很多人都成功了，他却还留在当地。两人在船上一拍即合，便决定回来后立即结伴“起锚”。阿秀第一次“起锚”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带引，而“阿良”已有8次经验，是一识途老马。而“阿良”失败了多次后，看相的对他说如果这次只带一个女的去可能会成功，所以他便答应与阿秀一起偷渡。由于已为多人“埋堆”，故这次为自己准备，一切都很顺利，1970年8月的一个夜晚，阿秀跟着潼湖太公从下放地附近上了山，开始了她人生中为争取自由的第一次“起锚”。
第一次偷渡对18岁的阿秀来说有很多东西要学，首先夜晚走山路，要懂得白石黑水草两边，意思是夜晚在月光下，白色的是石头，黑色的是水，这时踩着两旁的草头走最安稳。她跟着潼湖太公还学会了用指南针辨别方向以及仅凭星星月亮太阳就能辨别方向。怎样吃干粮，什么水能喝，白天应躲在那里，她都要跟潼湖太公学。她自己还留了个小心眼，就是尽量记住所走过的路，因为她觉得没可能一次成功，认得路的话下次偷渡就容易些。夜晚赶路时为了安全她尽量跟贴潼湖太公，可白天躲藏时孤男寡女为安全计她又要一人躲一个草堆，而且尽量离他远点。第一次偷渡天上经常下雨，虽有雨衣但身上的衣服经常都是湿的，那时穿着湿衣白天躲在草丛里遭受蚊叮虫咬，上蒸下晒，滋味特别难受。
跟着潼湖太公走了约十天，他们爬上了最后一座山峰顶，看到下面的盐田港，两人都很兴奋，躲在草丛中休息，准备晚上下山扑海。在那个时期越近边境的地区军警与民兵巡逻特别严密，这时他们遇到民兵大规模搜山，可能由于他们躲得不够深，他俩被民兵搜出来。这次被捕对阿秀来说不过是上了宝贵的第一课，但对潼湖太公来说已是第9次失败，不知是他命中注定还是相士失灵，连阿秀都帮不了他。此后阿秀再接再励，终于第五次成功，而潼湖太公后来再逃了几次，前后逃港逃了十几次都不成功，改革开放后只好招工返回广州了。
他俩被捕后先被押到盐田军营，然后转送深圳收容所，阿秀被关进女仓。收容所的女仓虽然没有男仓那样挤逼，但同样的污秽，女犯与男犯一样同样享受4两米一餐，同样要用手抓来吃，不过同样也是偷渡者的大学，女犯们一样互相交流偷渡的经验。阿秀在深圳关了几天，再转到樟木头收容所，后再转移到惠州收容所，在各个收容所里，她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也学到很多偷渡有用的知识。约一个月后她被送回公社，由于是初犯，加上这等事在当地司空见惯，公社也不管她，就让她立即返回生产队。
在生产队待不了几天，她就立即返回广州舅舅处了，这时二哥还未放出来，幸亏舅舅理解她，支持她，她在舅舅处才可调养好身心，准备再次出发。由于她以前帮过很多人，故这次她失败了要重新组班“起锚”很容易，很多男知青都愿意与她结伴同行，很快一个三男一女以她为核心的新团伙就组成了。和以往一样由她利用地利先把物资带回村去并准备好干粮，三个男知青到时空身来找到她就行了。1970年10月的一个夜晚，阿秀与三个护花使开始了第二次“起锚”。这三个男知青把阿秀夹在中间，很多时都争相为她背行李，而阿秀则利用从潼湖太公处学到的偷渡知识帮助他们，每遇到前路不明都靠阿秀来决定，而聪明的阿秀往往都会把大家带到她和潼湖太公走过的路上来。
就这样她沿着上次走过的路，经过十天左右的夜奔，她把大家带到了望到大鹏湾盐田港的山头上。可能由于他们的运气未到，加上地处边境防守很严，在那里他们再次遇到民兵，四人没有反抗，没有逃跑，乖乖的就范，被民兵一网成擒。被捕后的阿秀像上次一样，先是被送进深圳收容所女仓，碾转十几天后她被押回了潼湖公社社部。由于她已是第二次偷渡，所以公社干部这次没有立刻放她，而是把她关在社部办学习班。一般知青进了学习班都要写思想检查，交代问题，可阿秀是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程度，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知青，或者不应算作知青，公社干部也知道这一点，故此不要阿秀天天作文，只要她每天到附近的山上去割草。阿秀也乐得留在社部，一来割草是轻工，况且割多割少没人管，又可在山上舒展筋骨，呼吸新鲜空气，调整一下再次失败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二来在学习班里有两餐饱饭吃，如果放回生产队，拚死拚活干一天也只得8分钱，这点钱连买米都不够。学习班逗留了两个月，公社终归要把她放回生产队，于是1971年初阿秀立即返回广州，在舅舅处等待二哥的消息。
再说阿扬由于农场故意不来领他，看到很多比他迟进来的人都走了，有些甚至二进宫，三进宫的都走了，可他还留在收容所里，关得久了自然就产生了逃狱的念头。一天放风的时候他捡到一枚铁钉，从此每天深夜他就用这枚铁钉在自己的床底下挖砖缝。同牢房的卒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的给他放哨，有的躺到他的床上去给他打掩护，白天就一齐把刮下来的灰弄出去。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阿扬挖了几个月，1970年底的一个深夜，他终于成功了，阿扬第一个从挖开的洞口钻出来，这一夜同一牢房的60多人全都经那个墙洞安全逃跑了。
真个是“打开玉笼飞彩凤，脱却金锁走蛟龙”，被囚超过1年的阿扬一旦逃离了斗门收容所，便立即乘着夜色向北，也就是向广州的方向急奔。在这年多囚禁中，他认识了很多这条路上的知青，很多都成了好朋友。阿扬先到附近的知青点找到相熟的知青朋友，那些人见到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现急需帮忙，都尽力帮助他。招呼他吃睡，给他弄证明，筹钱和粮票给他，最后还陪阿扬到下一个知青点去。这样阿扬一个个知青点的向北移动，每个知青点都停留玩个3，5天，经过个多月才返抵广州。
1971年春节前他见到了四妹阿秀，兄妺俩都经历了不同的劫难，这次相见恍如隔世。当下四妹阿秀对二哥说，既然要走就走东线，从我那里出发容易，东线我已走过两次路熟。兄妺俩在舅舅家相议过后，决定过了年后第三版“起锚”从阿秀处出发走东线，准备游过大鹏湾，他们估计错误，选择了错误的出发时间。阿扬由于曾经在10月份游过后海湾，以为4月的大鹏湾会和10月的后海湾差不多，殊不知4月的大鹏湾环境要比10月的后海湾严苛很多，他们不知道这次偷渡对他们来说是个死亡之旅。
这次阿扬找到两个好朋友一起偷渡，一个叫黄庆龄，是他广州12中的同学，又一齐下放平沙农场，文革中又是同一造反组织，是铁杆的兄弟。另一个叫黎坚，是阿扬文革中驻守广州的造反派好兄弟。阿扬今天有点后悔的说，如果知道这次行动会失去两个好朋友，他宁愿不去或至少不叫他俩去。
1971年春节过后，他们这个三男一女的偷渡团伙组成了，偷渡方法和路线基本上按照阿秀所用过的一样。三月底阿秀先把物资带回去，再为每人准备十斤干粮，这些工作她干多了，所以这次“埋堆”干起来驾轻就熟。准备好后按照约定时间去把空身而来探她的三人接到，在她处饱餐一顿后半夜阿秀就领他们上了山。由于阿秀已循着这条路走过两次，已有相当经验，故三个男的夜间虽然保护她，把她夹在中间走，但实际起指挥作用的却是阿秀，阿秀也不负所托始终没有领错方向，一行人稳稳的缓慢的在山野间行走，慢慢的接近他们这次的死亡之海——大鹏湾。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当年偷渡无论准备得如何充份，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为偷渡增加了难度和变量。出发两天后，他们在通过东莞的秋长平原时，白天正要找地方躲藏时，突然发现在一个不太高的小山岗上有两条不知挖于何时，发生于哪次战争的战壕。他们先躲在较低的一条战壕里，后来发现有人向山岗上走来，这条战壕光秃秃的很易被发现，便立即转移到较高的长满草的战壕去。匆忙转移中他们遗下了两份干粮在下面的战壕里，来的人是一队小学生，这群小学生在第一条战壕里捡到两袋共重十几斤的炒面粉，在那个年代拾获这么多干粮，那些小学生如同天赐礼物一样，不再往上走，高高兴兴的拿着捡到的炒面粉回家去了。对于阿扬他们来说骤然失去一半干粮，如果继续前进，那就要四个人分享两个人的粮食，那就意味着他们粮食不足，而3月底农作物还没有长成，野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他们将会挨饿。然而此时他们雄心勃勃，他们有信心克服这困难，谁也没有打退堂鼓，继续向死亡之海走去。
真个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两天后他们进入了宝安县的山区，清晨他们趟过一条小河后，就在河边找了个草丛躲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发觉河对面出现了一个持枪民兵和一条狗。那条狗闻到河对岸有陌生人的气味，立即跳进河里，转瞬间来到了他们面前，并且不停的叫，那民兵听到狗在这边叫，便准备挽高裤管过河来一看究竟。面对这条汪汪叫的狗，他们尝试把带来的腊肠腊肉拿出来喂它，这条狗有东西吃时不叫，吃完了又叫，他们只好把带来的腊肠腊肉全都拿出来喂了狗。那狗吃饱了就跑回去了，而那持枪民兵已到了河中，见狗回来了也就不再过河，退回对岸去了。那些腊肠腊肉是他们为了渡海增强体力而准备的，现在全喂了狗，那真是一条要他们命的狗。面对食物不断丢失，出门诸事不顺，种种不良预兆都向他们预警着此行会有凶险，此时如果他们头脑冷静些应该考虑撤退的问题，然而此时他们仍然认为只要有决心定可克服任何困难，箭已离弦唯有一放到底。今天的阿扬说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他希望狗继续叫，而那民兵会发现及逮捕他们。
他们继续日宿夜行，由于粮食不够，大家唯有省着吃，很多时都饿着肚子上路，因而体力下降，影响了进度。出发十日后，时已4月初，如果按照正常进度他们应该到海边了，但他们这时离海边还有一段距离。不管他们如何省着吃，但两个人的份量四个人吃如何够吃，这时他们开始断粮了。第十日的白天他们躲在草丛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吃，饿了一整天，但晚上他们继续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南行。午夜时分他们不知如何闯进一个墓地里，那是一个三，四十米高的一个小山头，在月色中他们看到墓地中央有一个特大的墓，周围有很多较小的墓围着该大墓，这显然是宝安县某一大氏族开村的墓葬群。4人在夜间进入了这个墓地后，不管怎样转，在墓地转了两三个小时，始终还是转回那个中央大墓里。可能是该墓的主人知道这4人此行合该有大难，想救他们故此想把他们困在墓地里。他们见转来转去都转不出去，便心生恐惧，知道是鬼神作怪而不知人家其实是救他们。4人这时齐聚在大墓前，把身上的钱和硬币都拿出来放在大墓前，并向该大墓打恭作揖，口中念念有词，祈求墓主保佑。阿扬这个曾经的马列信徒，共产党员，无神论兼辨证唯物主义者这时更向该墓跪下，冬冬的叩了几个响头，也许由于他叩了几个头，墓主感其诚，日后保他大难不死。说也奇怪，就在阿扬叩完头之后，四人同时听到一个女子“唉”的叹了一声，那声音极像一个受伤的女知青的叹息声，那声音时大时小，时远时近，似在要引导他们走出墓地。四人于是便跟着那女声走，很快便走出了该墓地，一出了墓地那把女声就实时消失了。可能墓主见他们去意已决，天意难违，救他们不得，就对他们放行了。阿扬事后真的希望那大墓能把他们困到天亮，困到令他们被捕。
他们饿着肚子在阿秀的带引下向南又走了两天，终于登上了最后一个山头，看到了大鹏湾。然而这时他们已饿了三天，饥饿的感觉很难受，这时有人提议为安全计不如回去。不过这意见没人接受，不知是谁说要投降你自己去，下面就有一条村。由于没人附和，这意见只好作罢，阿扬真后悔没有附和，以致最终失去两位好朋友，自己也几乎没命。天黑后他们开始拖着饥饿与疲惫的身躯下山，注定他们命该如此，本来防守严密的地方没有遇到任何军警，竟然让他们很顺利的就到达海边。一接触到海水，阿扬就觉得自己估计错了，4月的大鹏湾的海水真的比10月的后海湾冷很多。本来一下水感觉水太冷，加上饥饿与疲劳，勉强渡海会有生命危险，但绝大多数人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到达海边，又有几人有理智的肯在海边投降，加上绝大多数人逃港都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有机会到达海边为前途与自由肯定会用生命来赌一赌。很多人都以为凭青春的生命之火，投奔自由的决心可战胜无情的大海，殊不知大自然的威力令人难以战胜，不少投奔自由的知青都命陨于大鹏湾。阿扬等4人一接触到海水，稍为犹豫了一下，谁也没有后退，慢慢的走下海滩，决心用生命来为自由赌一赌。
他们抛弃了多余的东西，套上了救生圈，在黑暗中扑入冰凉的海水中，各自奋力游向看不见的遥远的彼岸。阿扬曾经游过后海湾，算是比较有经验，其余三人都是第一次下海，因此阿扬吩咐大家尽量围绕着他来游，不要游散，彼此好有个照应。阿秀虽已练成了“浪里白条”，但毕竟第一次下海，面对大鹏湾的风浪和看不见的对岸，心中很害怕，她唯有紧紧的靠着有渡海经验的二哥来游。刚开始游的时候，四人都不时在海中互相呼叫，你们在那里？以便修正大家的距离。他们4人与海水搏斗了三个小时后，估计他们已到了大鹏湾的中央，可黑暗中他们全然不知道离岸还有多远。大鹏湾实在太阔了，4月的海水实在太冷了，如果他们不是又饿又累，而是吃饱了才下海，或有成功的可能，又或者他们是7，8月渡海，那时海水较暖，在饥饿状态下也有成功的可能。在冰凉海水中最先支持不住的是阿扬，搏斗了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在海上冷晕了，幸得身上系着个救生圈才得以浮在水上。女性由于皮下脂肪较厚，因此在同样的水温下可支持久些，阿秀虽然又饿又冷，但还可支持得住。阿秀由于挨着二哥来游，这时她先听到二哥喊冻，便马上在水中把毛衣脱下来给他套上，继而见他双眼翻白，全身起鸡皮疙瘩，四肢僵硬昏迷了，便赶紧游过去扶着他，不断的摇晃他和鼓励他要支持下去。这时阿秀还听到黎坚、黄庆龄呼唤她的声音：“阿秀，妳在那里？”，凭声音判断他们就在附近，因为她还听到他俩的呛水声。阿秀知道他俩也需要帮助，但一来黑暗中看不见他俩在何处，二来她还要照顾二哥已无能为力了。
阿秀是最后一个听到他俩声音的人，因为阿扬当时已昏迷什么也听不到。阿秀听到他俩的叫声越来越弱，以致后来除了风浪声外什么都听不到了，这时阿秀估计他俩遇难了。霎时间这个4人的团队只剩下阿秀和昏迷了的阿扬，在黑暗而风浪颇大的大鹏湾中，阿秀向前望，前面一片漆黑，不知海岸还有多远，向后望则还可以看到盐田港几点稀疏的灯光，
向前游不知要游多长时间，但向回游则可估计到约需三个小时。阿秀不知昏迷了的二哥在冷水中还可以支撑多久，情急之下为了二哥的生命她决定拖着他往回游。她不知此时其实他们已在海中央，向前或向后需时都差不多，如果她选择向前，则后来会少受很多折磨。阿秀游出来时是一个人游，现在要拖着一个人游回去，又冷又饿又累加上又有风浪，她感到比游出来辛苦很多，但她知道那是她的亲哥，是她的亲人，只要有一丝希望她都不会放弃。阿秀在海里尽全力拉阿扬，一边还要大声的对他呼喊，希望能把他喊醒，她要不停的鼓励他，希望他能坚持活下来，为此她喝了不少海水。终于经过几个小时的拚搏，筋疲力竭的阿秀在黎明时把二哥拖上盐田港的海滩。阿秀在海滩上喘气，面对昏迷了的二哥一筹莫展，这时走来了几个当地农民，其中一个摸了摸阿扬的鼻孔说，还有气可救。于是几个人立刻去找来一大堆干草，生起了火堆把阿扬加温，那些农民说昨晚大鹏湾死了很多人。阿扬在大鹏湾搏斗了几个小时后，终因海水太冷体温流失太多而陷入昏迷，昏迷前他觉得自己快死了，他只感到有人拉他，叫他，他不想死后埋在不自由的土地上，便叫阿秀把他埋在前方沙滩，死也要做自由之鬼，可是由于他的舌头冷僵了，发不出声来。他也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突然他觉得脑袋里出现一片白光，白光中最先出现的是他已逝世的母亲，然后是他的好朋友黎坚与黄庆龄，他当时不知他俩刚死，然后出现的是他想见的人的影像，他潜意识告诉他这是他频临死亡所产生的幻觉。这幻觉他不知维持了多长，突然白光熄灭，不久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他一睁开眼，发觉自己躺在火堆旁，喊他的正是四妹阿秀。
阿扬悠悠苏醒，知道是四妹不顾自己的安危尽力把他拉回来，她等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心中很感激，从此兄妺感情更好。阿扬从阿秀口中得知好友可能已经遇难，心中很难过，本来还存有一丝希望，希望他俩能平安抵港，但事后从没收到任何有关他俩的消息，足见两人当晚已死于大鹏湾，阿秀听到的声音是他俩最后的呼喊。那些农民见他已苏醒，便把这两个投敌叛党叛国份子押送到盐田军营，稍后他俩再被转送深圳收容所。
在深圳收容所两兄妺被分开关押，稍后阿扬再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被送进深圳收容所的傍晚，天下着滂沱大雨，突然十几个身披雨衣手持冲锋枪的解放军杀气腾腾的冲了进来，
后面还有几个持着手枪的公安武警押着一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偷渡者进来。这些人一进来就喝令收容所里被关押的几百个男犯出到天井里，命令这几百人在雨中双手抱着头蹲下，不准偷看，一个持枪公安押着这个刚被捕者来认人。阿扬冷眼偷窥，只见这个知青模样的刚被捕者已经吓得全身发抖，已口不能言。公安用枪押着他在人群中转了转，他在一个人身后稍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一个解放军立刻走过来揪起那人的头来看了看，就把他拉出去了。转眼间那刚被捕者来到阿扬身后哆嗦着停了一下，阿扬心想自己都不认识他，他为何要来害我，心脏突然卜卜乱跳，惊恐万分，几乎崩溃，刚从阎王殿逃出来马上又要进鬼门关，难道不死于海中而要死于此？幸好持枪的公安却揪起他旁边的人看了看就把他拉出去，死神就是再次如此之近接近。那批人从收容所胡乱抓了两人后就立即离开，还没等蹲着的人站起来，所有的人都听到收容所门外响了4响枪声，3个人如此就立即被枪毙了。众人惊魂未定，天上下的暴雨很快就将门外的血迹冲刷干净，但留在这批投敌叛国份子脑里的记忆永远冲洗不了。回到挤逼的牢房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肯定这班人被解放军发现后有人有反抗，以致令到解放军有伤亡，所以他们要杀人来泄愤。但大部份人却不同意这么说，认为这帮人见到了解放军就立即逃跑，军人在暴雨中追赶而出了意外而已。
的确当年偷渡人士遇到民兵或解放军，能跑则跑，跑不了就束手就擒，遇到民兵还好些，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多亲朋逃过去了，有的自己也想跑，民兵一般不会打人，有些甚至会放人及指路。偷渡者最怕遇到解放军，因为那是一群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脑残，他们对捉到的投敌叛国者特别痛恨。军人逮到偷渡者后，通常都会用枪托把人打倒，尤其是那些个子长得比较高大的，把人打伤了他们才感觉安全，简直禽兽不如。被打者不但不敢反抗，还要表现相当驯服，因为他们知道稍一不驯，就会被解放军开枪击毙。笔者有一朋友，当年在海滩上被捕，解放军冲过来，先用枪托把他打倒，再叫狼狗扑上去咬，那狼狗把那人的衣服全撕碎，连裤子都撕成碎布条，那人就是一动也不敢动，当军人喝令他站起来时他忍着巨痛也要站起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站不起来军人随时会给他一枪。笔者采访当年偷渡事多年，还没有发现有一起反抗事件。当晚还有人说那两个被揪出来枪毙的人可能是冤枉的，他们跟被捕后来认人者未必是同伙，他的同伙怎么会在他被捕前就被关进来，肯定还在野外。阿扬真的庆幸自己福大命大，差一点就做了冤死鬼。当年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军警可以不经审判就可以随意杀人，今天我们这方面已经有人站出来说出这些惨绝人寰血腥的往事，那些当年的刽子手，收容所的管教们，你们可有勇气本着良心承认自己的罪行。
在深圳收容所关押了几天后，阿扬由于来自斗门县的国营平沙农场，故此和上次一样先押送到樟木头收容所，在那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再转到广州沙家滨“沙河收容所”。在沙河收容所里，几百人关在一个大仓里，环境相当挤逼污秽，经常有人打架，但更多是互相交流经验。进仓的第一天深夜，阿扬睡不着，便低声哼起了文革中和人共创的“夜奔”，料不到经过几年，“夜奔”一曲竟然成为流行于偷渡知青中的名曲，他一唱立即引起共鸣，先是几十人跟唱，有不少人还敲击饭碗及杂物制造和声伴奏，最后全仓几百人都低声齐唱，几百人的低声合唱汇聚成时代的强音，这歌声舒发着偷渡者的情感，在夜空中向四周散发。这歌声传到了女仓，女仓传来叫好声及叫继续唱教她们。这歌声也惊动了收容所的管教，一名管教用手中的木棍敲着窗框大声叫：“唱什么！不准唱！我们又建了一个大仓装你们！来一个装一个！有多少装多少！”，广州沙河收容所全盛时期共有5个大仓，可同时收押几千人。听到管教这样说，仓内顿时静下来，寂静中突然一名广州仔故意大声用普通话回答他：“我们有的是屁股！”，这滑稽的回答立刻引起全仓人的哄然大笑，令到那管教悻悻然无可奈何，的确这回答有点像当年共产党人愿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的味道。
阿扬在“沙家滨”关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又转回斗门县收容所，由于他曾在此逃狱，故收容所加强了对他的监管，平沙农场又不来领他，他又开始了比别的偷渡者长得多的监禁。至于阿秀碾转经过几个收容所后，最终被送回潼湖公社，像上次一样，她要留在社部学习班，白天要去割草，割了两个月草后才放她。经过了第三次“起锚”二哥险死还生之后，她对二哥极不放心，故不论二哥关押多久，她都要等二哥放出来再算。在等待期间不少男知青邀约她同行，她都婉拒了，只是默默无偿地为他们“埋堆”及“送堆”。
人怕出名猪怕壮，阿扬偷渡了三次，其中一次几乎成功，又成功逃过狱，关押时间又最长，偷渡经验很丰富，人虽然在牢里，但名声却在外头。不少人经常到斗门县收容所来拜他这个山“探监”，给他送来好烟及食物，这些来拜山者很多他都不认识，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些人来拜山都有一个目的，就是结识这个传奇人物，从他处取得偷渡的资料和经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放出来后，下一次“起锚”能带上自己或自己的亲人。那时当局也知道人们为什么来拜山“探监”，所以不准拜山，拜山会很危险。收容所一般建在偏远的地方，四周没有民房，来拜山者在放风的时候，隔着围墙高叫某人的名字，然后把东西抛进去，希望以此来建立关系，方便日后偷渡，当局抓到来拜山者一律囚禁三个月，然而为了能埋堆而来者大不乏人，可见当年埋堆之困难。有一个经常来拜他的三十几岁的来自佛山男人为了结识阿扬而甘愿被抓进来，阿扬放出来后第四，五次“起锚”都带上那人的亲侄女，最后成功了并娶了她。那个佛山人4兄弟后来偷渡，一人失败，一人死亡，两人成功。在斗门县收容所关押了一年，管教见经常有人来拜他，怕他再次领头逃狱，便把他强行送回平沙农场，谁知送回农场后没人管这事，阿扬把握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迅速逃返广州。
1972年夏阿扬在广州认识了那个常来拜他的人的侄女燕銮，阿扬之前的女朋友宝珊则因为他坐牢时间太长而失去了联络，这个燕銮长得比宝珊还要漂亮，阿扬对她一见倾心。燕銮也是个长期倒流回城的知青，也是个急切需要周围找人搭路逃港的人，这次她通过叔叔认识了阿扬，双方很快就谈到偷渡的事。燕銮早前和两个朋友认识了一个蛇头，那蛇头要收三人共500元，保证为他们准备一切及送他们到边界，他们已交了钱，燕銮请阿扬一起去听蛇头说话。那时急切需求帮忙偷渡的人多，故那些骗财的蛇头也应运而生，志切偷渡者一不小心很容易坠入陷阱，导致人财两失。阿扬陪燕銮去听完蛇头讲话后对她说那个蛇头不可靠，这可能是个骗局。但三人已付款，几天后唯有如期出发先到惠州，在惠州找到蛇头，那蛇头什么也没为他们准备，却对他们说现时风声很紧，宝安县已戒严，周围很多军警，已无法到达边界，叫他们先行回去。他们知道遇到骗子，金钱无法追回，无可奈何下幸好能全身而退，安全返回广州。阿扬知道后对燕銮说，妳还是跟我一起走吧，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尽力把你带到香港。当年的阿扬长得风流倜傥，外表不凡，加上他这样说，燕銮便也芳心暗许，从此便跟定了他。阿秀见二哥有了新女朋友，且比前一个更美，有可能将来是她的二嫂，心中也为二哥高兴。很快一个三男二女的偷渡团伙就在广州组成了，阿扬两兄妺加上燕銮，还有两个阿扬关在斗门收容所认识的男知青。阿扬汲取了上次4月份海水太冷的教训，选择了8月份海水较暖时出行。1972年8月阿秀早些时候把物资先带回村里，然后立即为大伙准备干粮。按照约定的时间阿扬四人空身从广州到阿秀下放的小村来探访她。会面后众人在阿秀处饱餐一顿，入夜后各人背起自己的背包，在阿秀的带领下上了山，开始了新的“起锚”。
阿扬两兄妹已是第四次偷渡的老行专，只有燕銮这个女的是第一次，什么经验都没有，胆子又小体力又弱，夜间行走时阿扬处处护着她，经常为她背背包，遇有危险路段还主动牵着她的手走。阿秀对这个未来二嫂也很照顾，不管白天黑夜兄妺俩都陪伴在燕銮左右。在阿秀的正确带引下，一行人走了七，八个夜晚，已经很接近边界了，这时燕銮在夜间行动时不慎脱落了鞋子，怎么找都找不到，一个没经验的女孩子光着脚怎能在夜间走山路，阿扬便毅然脱下自己的鞋子给燕銮穿上，宁可自己光着脚走。阿扬是个重情义的人，当年不肯抛弃宝珊独自逃生，今天又怎会让燕銮的脚受苦。光着脚在野外行走很危险，几天后在过一条小溪的时候，他的脚底给一枚钉螺扎了一下，他当时也不大在意。
当年每逢7，8，9这几个月海水较暖，因此是偷渡的旺季，当局也加强了边境的巡逻。他们走了12个晚上，已经闻到海水的咸味了，这时他们遇到了民兵搜山，也许他们的运气未到，五人之中除了一个这时恰好掉进一条大山坑里，民兵找不到他之外，阿扬等4人全部束手就擒。逃脱的一个日间逃过了民兵追捕，当晚就游过了大鹏湾。
阿扬兄妺与燕銮等4人在将到海边时被民兵擒住，民兵很快就把他们押到盐田港军营。
接收他们的军官认得阿秀，因她已第4次被捕，大家都是老相识，在四下无人时，那军官很温和的问阿秀肚子饿不饿？阿秀老实回答很饿，问归问时答归答，反正不会有食物给吃。
一有外人进来，那军官马上变脸，马上声色俱厉地审问她，好一个两面派。日间太阳越升越高，军营里各路被捕的越来越多，营房越来越热闹，军队怕有人逃跑，于是命令一大群的被捕者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阿秀由于第4次被捕，一个牵着狼狗的士兵认出了她，那脑残先逼令阿秀脱掉鞋子，然后高声喝问她“这次又带了多少人来！”，阿秀嗫嚅着没有回答，那个泯灭了人性的脑残见她不答，便挥起手中的鞭子一鞭向阿秀打来。旁边那个一同被捕的男知青突然挺身而起，替阿秀挨了，那脑残士兵见有人舍身救美，更加怒气冲冲连打几鞭，那男知青也连挡几鞭，可怜那知青着鞭处衣衫立破，血痕即现。那脑残解放军见打不着阿秀，便放开狼狗叫它来咬阿秀，可能畜生比脑残更有人性，或者是那军人命令下得不够坚决，加上阿秀没有一点反抗的动作，那狼狗迟疑着没有咬阿秀。稍后所有被捕者被押送深圳收容所，男的双手捆绑串成一串，女的一般不绑，但阿秀像男的一样绑起，似乎还更用力些，以致到达深圳收容所时，阿秀双手都肿了。
很快他们就被送到深圳收容所，阿秀和燕銮被关进女仓，燕銮第一次进格仔，自然什么都不惯，阿秀第四进宫，自然经验丰富。她处处护着燕銮，不让人欺负她，还教给燕銮很多蹲格仔的经验，由于有阿秀的陪伴，燕銮才能很快适应女仓的生活，她觉得跟着阿秀两兄妺偷渡有安全感，所以后来不管怎样她都要跟他两兄妺一齐走。
那时深圳收容所有一惩罚犯人的做法，本人在“起锚后补16”里曾经提过，那时人已吃不饱，但管教们每天早上还要在押犯绕着空地慢跑半小时，然后围坐一起背“老三篇”，谁要背不出，管教就会狠狠地一竹棍打过来，为了少挨打大家都往中间挤，大圈仔“广州仔”由于人多势众，所以通常都会占据中间位置。那些管教们明知这些投敌叛国者对毛泽东思想这病毒早已免疫，但还要对他们强行洗脑，大家都明白不过是演戏而已。阿秀进来的第二天早上，跑完步后大家围坐一起，把中间的位置让给阿秀、燕銮等广州来的女友，男知青们不用言语自然而然地把女性保护起来，从中也可见逃港者人性光辉的一面。
由于阿秀、燕銮都是知青，所以很快就被送回各自所属的公社。燕銮的公社不管她，很快她就返回广州，阿秀则要留在社部割草，两个月后才返回广州。阿扬这次学乖了，他不再报平沙农场，报的是一个这方面管理宽松的公社。当把他押到他所报的公社后，押解员一走，这个公社发觉他不是他们的人，也没人理他，他就趁机逃走了。这次因为他报了流，所以关押时间很短，如果他不报流，关的时间稍长一些，他就会没命了。
阿扬返回广州外婆处不久，发低烧经久不退，继而全身浮肿，越来越虚弱。这时他文革初长驻广州沙面总部认识的一个高干子弟，也有份参与创作“夜奔”的，知道阿扬四次“夜奔”都铩羽而归，特意来探访他。见到他这模样，大吃一惊，连忙用车以自己高干父亲的名义把阿扬送到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流花湖畔广州陆军医院，阿扬一入院不久人就昏迷了。在昏迷中阿扬有好像上次在大鹏湾中濒死的感觉，他经常脑中充满白光，白光中他死去的母亲，死去的朋友黎坚、黄庆龄等的影像经常出现，他们都好像有话要对阿扬说。由于他是以朋友高干父亲的名义送入来的，陆军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全力抢救，终于阿扬昏迷了11天后苏醒。醒来后医生对他说，他感染了一种叫“勾端螺旋菌”的细菌，这种细菌很厉害，医院里同一时期送进来的十几个军人，他们在宝安县进行野外军演时，感染了这种细菌，没有一个能活下来，他能苏醒是个奇迹。医生还告诉他这种菌主要寄宿于钉螺中，阿扬想起偷渡中光着脚在山溪中被钉螺扎了一下，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感染到的了。阿扬这次在陆军医院住了40多天才能出院，当然一切医疗费用都由那朋友的高干父亲报销。
出院后阿扬身体比以前差了，为此他要思考新的偷渡方法。他与阿秀及燕銮认真总结了之前失败的经验，认为7－8月出发沿途军警民兵防守严密，容易被捕，且要游过大鹏湾病后初愈的阿扬恐力有未逮，认为还是3－4月出发，采用“橡皮艇”为好。过完年不久的3－4月，天气还未热，故此防守较松，较容易下海，而采用当时流行的自制橡皮艇则较游泳安全得多。
1972年底的一个深夜，阿扬潜进了广州第二人民医院的仓库，盗取了4张医用胶布，或许他时来运到，用自行车推着一大捆胶床单从仓库出来一直都没人发现。一切准备好后，阿扬将自己的计划写信用暗语通知时在下放地的阿秀，阿秀收到信后立即回到广州舅舅家。1973年初的几个深夜，阿扬与舅舅及一个会做橡皮艇的朋友在舅舅家制作橡皮艇，他们先用胶水将胶布贴合，然后用铁锤把贴合处敲紧，深夜敲打自然会有响声，引人怀疑，这时阿秀就在楼下放哨，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停工收藏。这样几个人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终于制成了一艘廿几磅重有4个气筒较大的橡皮艇。橡皮艇制成后阿扬于深夜拿到广州近郊的黄婆洞水库去试水，后来又拿到阿秀下放地的东江去试，试验成功才放心使用。
1973年初，阿扬着手组班偷渡，由于他要照顾燕銮，加上自己病后体力差了，而所制成的橡皮艇较大较重，他要求新加入的人负责沿途背负这橡皮艇。这时他在广州的组班遇到了困难，他所希望的人都不愿埋他这个堆，一来不想全程背负这重东西，二来阿扬已“夜奔”4次，有两人死亡，他自己也有两次几乎死去，被人认为黑气太重，不宜沾边，他不知不觉中已成了广州的“潼湖太公”。既然阿扬在广州组不到班，那阿秀便在惠州那边负起这重责，经过她的努力，终于找到一名体格健硕的惠州知青愿埋他们这个堆，沿途负责背负橡皮艇。
1973年初春节前阿秀先把橡皮艇藏于行李中，阿扬与舅舅及大哥“硕桐”随行一起坐船到阿秀下放的小村。大哥“硕桐”从海南岛回来探亲，他要一看四妹下放的地方。时值冬天检查松些，加上橡皮艇藏于阿秀的行李中，又有几个男的从旁打掩护，故此阿秀很轻易的通过码头和轮船把橡皮艇带回村去。舅舅与两位兄长这次在阿秀处住了三天，其间阿扬与阿秀费尽唇舌苦劝大哥“硕桐”这次跟他们俩一齐走，无奈大哥有所顾虑不敢走，阿扬唯有把自己的关系网介绍给大哥，希望他以后用得着。众人把橡皮艇送到后住了几天后离开，阿秀再像以往一样为大家准备充足的干粮。阿扬与燕銮过完年后扮成一对恋人前来探望阿秀，兄嫂探妹正常事，何况村民已见过阿扬几次。会合了那个惠州知青后，1973年农历正月初七深夜，由阿秀带头，阿扬牵着燕銮，惠州知青背起橡皮艇，一行人展开了投奔自由的新旅程。
这次偷渡他们像以前一样，傍晚和黎明就急行军，夜间能看到路就慢慢走，看不见就停下来，白天就找个草木茂盛的堆躲起来，吸取以前的教训，白天他们尽量躲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个时节春雨绵绵，众人衣服很少有干的时候，山路又湿又滑，夜间又冷，辛苦非常，但大家都有颗投奔自由炽热的心，什么困难也难他们不倒。这次他们准备充份，除了干粮充足外，他们还带了腊肠腊肉以增强体力，此外还带了一个酒精炉沿途烧水喝，为了划橡皮艇每人还带了一块自制的像乒乓球板似的木桨。这条路阿扬已走过，故此由他披荆斩棘做开路先锋，阿秀也算识途老马伴着第二次上路的燕銮紧随其后，惠州知青则像沙和尚那样背负着橡皮艇殿后。这条路他兄妺俩都走过几次，故此除了有时会绕道走远一些外，基本方向没有错。他们比唐三藏取西经还要艰难，唐三藏遇到的不过是妖魔鬼怪，他们却要面对全副武装的军队及民兵，唐三藏日间走路，他们夜间爬山涉水，唐三藏取经是全男班，他们中一半是女娇娥。唐三藏向西走取的是佛经，他们向南走取的是自由之经。这次由于他们准备充分，加上没有遇上意外，故没有挨饿。3月果然是防守较松懈的月份，他们这一群取“南经”的人这次交上了好运气，沿途都没有遇到军警或民兵，辛苦了十个夜晚后，他们又来到了可俯视大鹏湾盐田区的最后一个山头。
白天休息了一天，天一黑他们就下山，几个小时后平安到达海滩，在海滩上他们一齐把橡皮艇吹涨，然后推下海，各人先后爬上艇。这次他们好运到了极点，他们摸黑竟然摸到了盐田渔民大队的渔船旁边，在渔船旁做了那么多事都竟无人发觉，幸运他们是在渔船旁做，如果在远离渔船的海滩有可能遇到巡逻的解放军。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闯进了盐田渔民大队的基地，直到他们上了橡皮艇才发觉橡皮艇要在渔船群中穿行。合该他们全都转好运了，渔船上的人说话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一个小孩夜间起来撒尿几乎撒到橡皮艇，离得这么近但好运一来就是没被人发现。他们屏息静气轻轻的划动木桨，等到橡皮艇慢慢的漂出渔船群，他们才发力加快速度。他们的橡皮艇用4块胶布造成，实在大了点，可以乘坐8个人，现在只有4人少了点，他们第一次划橡皮艇没有经验，大家发力不匀，但好运来时橡皮艇旋转着仍向海中漂去。
他们努力划船，橡皮艇旋转着向遥远的彼岸漂去，此情此景跟“夜奔”多么的相像，与“夜奔”歌词不同的是阿扬并没有和女朋友分离，他现正和女友燕銮一起努力的划动双桨，一齐奔向自由的彼岸。这时成功在望的阿扬不禁低声唱起了“夜奔”，“啊！你汹涌的浪头，请将我抛向远方，我要像你一样翻滚在大海上，我爱在大海颠簸流浪。不怕任何风险，大风浪里永向前！”这低沉的歌声在冷寂的夜空里鼓舞了众人的斗志，3月的大鹏湾夜间风浪不小，溅上艇的海水把他们的衣服打湿了，他们觉得海水真冷，幸亏在橡皮艇上。
他们努力的划动木桨，橡皮艇在波涛起伏中打着转慢慢的漂向对岸，经过几个小时的拚命，或许他们运气好，或许“黎坚，黄庆龄”等一众死于大鹏湾的亡魂护佑着他们，他们成功了，黎明前他们登上了大鹏湾香港这边一个叫鸭洲的小岛，当他们在晨光中从海滩的垃圾判定这小岛属于香港时，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们感到自由了，欣喜若狂。
天亮后一艘香港水警轮驶过来把他们接走，那时还未有遣返政策，阿扬兄妺终于经过千辛万苦，第五次“夜奔”成功。
阿扬携女友一起回到11年前他曾经来过的地方，想起这11年来的际遇和经历，想到死去的两位朋友，心中无限感慨。这一次的成功，令到阿扬摆脱了自己是“黑仔”的心理，他不是第二个“潼湖太公”。此后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写信告诉大陆的亲朋，不少人循着他的路线和方法获得成功。阿扬所下放的斗门县平沙农场较近澳门，他的不少农友偷渡到澳门，那时澳门有遣返政策，逃到澳门还不算成功，需要在亲友的接应下避开澳警拦截，伺机到香港才算成功。自己成功了的阿扬不忘那些过去共患难的场友，热心助人的他当年曾多次前往澳门接应朋友。按照预计的日子，阿扬会在傍晚时候到达澳门边界的一个坟场，天黑后他就会对着墓碑喊“有没有×××，有就出来！”如果他的朋友平安抵达，又躲在墓碑后，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就会在墓碑后站起来，他用这方法先后接到两个场友，并帮他们到香港。另外在香港边界沙头角，在自己成功后的几年中，收入不多但仍以每个几千元的代价，先后将6个逃港成功但落入蛇头手中的朋友救出。
所有成功逃港人士都知道，抵港之后还有漫漫人生路要走，在这过程中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对经历过偷渡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困难不可被克服，虽然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比欠缺了天时地利人和，起跑线落后很多，但我们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努力。阿扬与燕銮抵港后立即同居，不久正式结婚，夫妻俩首先胼手抵足做街边小贩，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卖过。当了两年小贩后，阿扬转到继父的小藤器厂工作，燕銮就到其它工厂做女工。阿扬的继父这时已另娶，并已有了几个子女，阿扬加盟参与藤厂管理，如虎添翼，凭着聪明才智冲天干劲，他令到藤器厂业务蒸蒸日上。九十年代中期其继父移民美国，阿扬这时已是一个富有管理经验的人才，他转到一间塑料厂担任管理工作，并一干就干到退休。婚后俩人育有两个儿子，现大儿子在港做物流生意，小儿子在美国从事高科技工作。太太燕銮十几年前因病去世，不能和燕銮同偕白首是阿扬最大的遗憾。
至于阿秀先到制衣厂工作，后转到电子厂做女工，1975年美丽聪明的她接受了一个胶袋厂太子爷的追求，成了那间胶袋厂的老板娘。阿秀说别以为当老板娘很风光，其实更辛苦，什么都要做。九十年代胶袋厂因大环境发生变化而歇了业，两夫妻转战台湾从事广东烧味制作，辛辛苦苦拼搏了三年，终因打不开局面而返港，返港后其夫干建筑地盘及装修方面工作以养家。阿秀婚后生了一子一女，现都已工作且相当孝顺父母，阿秀小时侯没有，但现在拥有一个温馨完整的家。
至于他俩的大哥“硕桐”下放海南岛，1973年知道两弟妹成功偷渡后，也曾尝试两次“起锚”，但都不成功，1979年随着返城大流返回广州进了厂，后来曾经下海经商但不成功，现在靠几千元退休金过日。大哥偶然会到港来探望他俩，三兄妺时而广州，时而香港聚会乐也融融。至于其反革命父亲1979年获平反后，父慈子孝顺的日子也过了几年，但对他这个苦命人来说，这样的好日子实在太短了。
今天阿扬与阿秀两兄妺已和当年的偷渡者一起进入了退休时刻，但当年偷渡的艰辛仍历历在目，经常午夜梦回惊醒。他俩把他们当年“夜奔”的辛酸苦难说出来，目的就是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警惕后世。如果我们不警惕，不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在中国落实，过去发生的灾难随时会重临。看看今天的北韩，想想我们的过去就知道普世价值的重要。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会很巧妙的重复的，是时候不要脑残下去了。
仅以此文献给黎坚、黄庆龄及所有当年争取自由的亡灵！
2016年11月1日写于香港
《记忆》2016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