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跳舞，渴望当演员，像《天鹅湖》中的白天鹅那样轻轻跃起又稳稳落下，优美飘逸……
我家住成都湖广馆街省财政厅宿舍二十多年，从1956年至1983年，直到政府修建蜀都大道前迁出。大院的人家不多，有十七八户。邻居中不少是原国民政府省财政省税务的老人员，读书人多，见多识广者多。有个陈妈，出身宁波大家闺秀，她先生曾就职于国民政府上海海关，听说是个重要官员。他家有八个儿女，一个女儿清秀端庄，七个儿子个个儒雅，风度翩翩。他们都是大学生，除开老八。说是老八运气不好，遇上那年，文革前六十年代的哪一年，大讲特讲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出身不好的是进不了大学门的那个风口上。让这个被大院里的长辈们一致看好的“不是清华就是北大”“前程无量”的八哥预言彻底落空，并且听说从此八哥与大学再也无缘……他们家怎么会来到四川，住在我们大院，什么时候又悄然迁往何处，我都不得而知。但陈妈优雅高贵的气质和她家老八天天在大院门口期盼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焦虑、失望、落泊的身影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难忘印象。
有热心人劝我妈送我去学习舞蹈，好好培养，说不定能成功成名。陈妈听说后牵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用软软的宁波普通话跟我妈讲：小姑娘蛮灵，还是多读书好。
我妈毕业于废除科举后四川最早的师范院校，1901年建校的川南（泸州）师范学堂，是个有主意的人，她跟陈妈说：肯定是多读点书好！
听语气倒像是鼓动我学舞蹈的人没安好心。
我从小听话，学习用功，成绩不错，是老师喜欢、同学公认的好娃娃，优秀少先队员、少先队大队长、年年的三好生。
小学三年级，学校推荐，我和几个同学到成都市业余棋艺学校学习国际象棋，师从著名的国际象棋大师曾子林。曾老师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希望培养出优秀学生“用一枚枚的棋子去为祖国争得荣誉”。那一年一起选送到棋校学习的同学，加上其它学校的，有好几十个。严格训练、逐步淘汰，半年之后留下几个。我也留了下来。曾子林老师鼓励我们加倍努力，迎接挑选，为国争光……回家之后，照此一说，我爸我妈再不让我去棋校。曾子林老师为此专门到我家做他们俩的工作，无果而返。曾老师以后曾任国家队主教练多年，培养出无数优秀棋手，门下有刘适兰这样的得意门生，和曾蓓这样棋艺高超且在物理学上学有所成享誉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优秀人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爸我妈当时坚定地认为，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其它都不想，就是上大学……。
他们为我规划的人生之路，顺理成章，成为我的人生理想。
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小学未毕业，紧接着上山下乡。和所有的人一样，人生轨迹完全改变。
但是想读书，想上大学却一直是我心中的愿望。
我爸出生在川黔古道赤水河边的摩尼镇上。他少小离家、负笈求学、教书谋生、参加革命。我爸这个人，做人做事极其小心，厚道诚恳，很有人缘。他反复说，他的愿望只是要培养儿女个个都好好读书、有文化、上大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个个都能沉心静气地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轮番有“问题”的年代里，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政治问题时不时就是压在他身上也是压在我们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文革中这种感觉达到极至。“覆巢之下无完卵”，尽管他教书出生，却无法亲力实施他的这个看似简单却是宏大的计划。
1969年春，文革武斗基本平息，工厂复工“抓革命、促生产”，学校“复课闹革命”。成都市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小学生按居住片区就近进入中学，以后称之为“新三届”中学生。我们进入成都三中。
四川历来是个讲究文化重视教育的地方。史载1907年，全省各类学校7775所，仅次于京畿直隶省（8300所），位居全国第二。学生人数却为全国之首，有24.2万人之多，是排名第二广东省（7.4万人）的三倍之多。四川教育四川文化为国家哺育出无数杰出英才，“江汉炳灵，世载其英”。
文革中，与全国一样，这一切被砸得稀烂。
从入学到1971年4月去支边，刚好两年，除了寒暑假，多半都在政治学习、劳动军训。学校组织去彭县跃进煤矿劳动，十四五岁的我们头戴矿灯和工人一起匍匐爬过不足半米高的工作面，和工人一起挖煤、运煤，一起在坑道里大汗淋漓、一起狼吞虎咽地啃着沾满煤灰的馒头，大家觉得极其兴奋极其好玩。去成都三砖厂劳动，每人每天必须完成翻砖定额，累得腰酸背痛、皮塌嘴歪。去凤凰山园艺场摘苹果，老师要求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摘不能吃，苹果烂掉也不能吃。劳动半个月，多数同学竟然都能守住自己的馋嘴一只苹果没有尝。参加拆除成都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皇城，修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的运砖劳动。参加“双抢”、“秋收”，等等等等。两年下来，数学只学完一元二次方程和平面几何的几个定理，英语只学会26个字母和一句“Love live Chairman Mao”。物理化学合并为一门课，叫《工业农业基础》，上了些什么内容，几乎没有印象。
我当时担任学校学生干部，比其他同学更加不务正业。成都三中前身是享誉巴蜀的华阳县立中学校，不乏毕业于北师大、燕京、川大等名牌大学的优秀教师。教我们数学的史绍渔老师，同学称他史老头，川大毕业，是成都学界有名的“史三角”、“史几何”。史老师才华出众、生性耿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都有名的中学聘请教师十分挑剔，甚至常常请大学教授到中学任教。许多教师的大名在学界无人不晓，而且多有名士风度。史老师就是典型的具有这种风度的师者。留着山羊胡，穿着对门襟中式布衫，冬天戴粘围（er）帽，拄一深紫色的木质拐杖，始终面目慈善却时时透着威严。一次，因为开会又没上课，我又到他家请求补课。听说，补完课，我前脚出门，他后脚拄着拐杖就去找校长。在场有个老师告诉我，史老头真生气啰！用拐杖，将校长办公室的地板戳得咚咚响，他说已经忍无可忍：“人家这些娃娃，这么灵醒这么乖！……就这么一点点的上课时间，你们居然还不让人家好生上课，鼓捣（意：强迫）人家去（音：qie切）开啥子会？你那些会有啥子开头！……毛主席都说学生是以学为主呀！……你们硬是要把这些娃娃活生生耽搁啰！作孽啊？”
据说校长狼狈不堪，无可奈何地坐在一把烂藤椅里，叹气连连。
1971年初，初中就要结束。我爸我妈当时在四川米易塆丘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爸仍在被审查。学校通知除未满16周岁的可以留校继续读书，其余的全部上山下乡。
政策规定，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在省内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是到边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种橡胶。听说建设兵团是军队编制当兵待遇，兴奋不已。写过多次志愿书，生怕不批准。所以，当知道自己终于被批准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能当上兵团战士后，是多么地欢欣鼓舞呵！能去兵团说明自己爸妈在政治上没有根本问题。说明组织上对自己是信任的。因为人家兵团来的人讲了嘛，兵团在边疆，出身和本人有严重问题是不准去的。
学校有老师悄悄跟我讲，去云南边疆你知道有多远？
我说，离家远了，离毛主席更近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
……
老师说，去了就不能回来了。不能回来，你晓得不晓得是啥意思？
我看着老师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瞪得圆圆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说：不能回来，就扎根边疆干革命，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终生！
……
老师叹了口气：这么大的事情，最好等你爸妈回来再说。
我没有听老师的，第二天就用二分钱在派出所下了户口。全然不知以后为了重上这个城市户口得付出多少艰辛。
我妈请假从五七干校赶回来时，我已经收拾停当，满怀热望地准备出发。心已经飞向边疆，飞向新的生活。
2010-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