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传出不足百字的一段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翌年访华。时非校广播台的寻常工作时段，而且公告无头无脑，播完就无下文。对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〇声明”记忆犹新的革命师生，这时动不动还在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样的革命歌曲，自然被上述公告弄得一头雾水。美帝头子来访，不亦异乎！不亦惑乎！
于是，几天后，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把手徐景贤就来学校作报告，俗称“吹风”。请注意，这可不是什么移樽就教，而是“文革”当局知道，大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是难弄，每逢移宫换羽，易生腹诽怨谤，不派位大员来讲论大义，演绎丝纶，弯子转不过来。对有数的几个兄弟国家，帮助转弯子的重任由周恩来亲自担负，后来听说工作收效不大，还被“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和“天涯若比邻”的小伙伴给奚落了一番。
在我们学校的“吹风”会上，徐景贤从当年早些时候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说起。因为“文革”，中国已经连续两届没有参加这项赛事，乒乓球界同其他地方一样，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至少已经有曾为中国赢得第一座世界男单金杯的容国团和金牌教练傅其芳（其女正在我系学习）两人自杀。绝妙的是，徐景贤传达了要求乒乓运动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把第31届描绘得非常恐怖，好像如果中国派队参加，境外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就要对我运动员搞绑架甚至暗杀。其实，洋人似乎从来并不怎么把乒乓球看作影响巨大的体育运动，真想不出来谁会吃饱了撑的绑架加暗杀？（倒是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国乒乓运动员“自己绑架自己”往外国跑，郁郁复离离，已足以组成一支庞大的海外兵团。）
徐景贤接着说，天下大事，必作以细。参赛事小，影响至巨，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亲自批示了“我队应去”四个大字，事情方始定夺。由于担心抓了革命，忘了练球，跑到国际上打不出好成绩给“文革”抹黑，徐景贤曾不嫌其烦地解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口号。一听这完全违反竞技本质又不无伪善的口号，果然腹诽顿起：那还打什么比赛啊，把人请来“排排坐，吃果果”开个联欢会不就结了？
接着，徐景贤重点介绍“乒乓外交”：毛主席如何在某日已经服过安眠药之后，挥动巨手，四两拨千斤，用小球推动大球，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要求未得响应而准备登机回国的最后一刻，决定邀请他们来华；美国人听到消息如何欢呼雀跃；来到中国后又如何爬长城，吃烤鸭，还蒙国务院总理接见座谈，最后感恩不尽而去，等等。其中徐景贤还传达了翌年接待尼克松时应当注意的事项，其中一条是态度要“不卑不亢”，要向名古屋的庄则栋学习：当时他看见一个鲁莽的美国运动员小子误登中国队大巴。正当一车的中国人像见了外星人一样目瞪口呆之时，庄跑上前去与对方接谈，还送了杭州织锦，从而打破坚冰。大家听了，觉得庄只不过做了一个正常人的正常事，这就叫“不卑不亢”？那也许是因为更多的“文革”中国人对洋人“亦卑亦亢”、“时卑时亢”已成了一种积习。
坐在听众席中的我，这时想起上一年翟象俊兄拿来叫我翻译的一个英文政治讽刺剧剧本（翟兄说是上海隶属于“四人帮”的写作组朋友所托）：戈尔·维达尔作于1970年的《理查德·尼克松之夜》（An Evening with Richard Nixon，笔者注：这种an evening with……的标题已成俗套，即一夜阅读或演出，可窥主人公全豹）。剧本的所有台词全是剧中人在现实生活中说过的原话，把所有那些华言、浮言、曲言、伪言罗织排列，于串联并置之中可立见其妄。除了讽刺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人之外，此剧矛头集中对准尼克松。剧中的尼克松，这个在1950年代狂热推行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老手，为从越南脱身，原来早从1967年起就向中国频送秋波，先是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我们怎么也不能听任中国游离在各国之外，让她独自纵情妄想，蓄积仇恨，并威胁邻国。”如果说这段台词的语气还不够客气，那么从1969年推行“关岛尼克松主义”起，这位美国总统不但开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号作为称呼，而且提出破冰解冻和邦交正常化，直到1970年10月在《时代》周刊上放出试探气球：“如果说我在有生之年还有什么未偿之愿，那就是到中国去。”这个在1949年曾责问杜鲁门“谁丢失了中国？”的冷战大王，就这样试图“找回中国”了。不积跬步，何至千里？木与木相摩则燃，原来中美是这样跳着小步舞开始接近的。只是老百姓不知就里，这才有了转弯子的必要。
“吹风”和“转弯子”从此成了我们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