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内部信息系统里，袁自良的名字被挂了991天。
对这种情况，袁自良长时间不知情。直到今年5月，袁自良和数十名老乡到杭州打工，在杭州南站，他被民警拦下来做毛发检测，“小伙子，你吸毒多长时间了？”
袁自良是在一次阑尾炎手术后尿检查出“吗啡阳性”的，虽无更多证据证明他吸毒，可他的名字仍被录入了信息系统。最近三个多月，他接受了多次尿液检测和毛发检测，生活大受影响，“我的名誉受损”。
8月4日，袁自良的名字终于从系统里删除。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禁毒大队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称，袁自良的遭遇，反映出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群众工作不到位、耐心不够”。
到学校当保安
连续两次尿检均显示“吗啡阳性”
袁自良，31岁，云南曲靖麒麟区潇湘街道潇湘村委会人，初中文化。他当过酒店服务员、水电工，在跑腿公司送过外卖。袁自良的姐姐在曲靖市福邦酒店工作，在姐姐的介绍下，他于2018年3月底到这家五星级酒店当后厨，负责切菜、配菜。
2018年7月底，袁自良突感腹痛。他向厨师长请假，当晚住进了麒麟区医院，一查，是阑尾炎。一周之后，袁自良做完手术出院，但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于是辞去后厨工作。他的外甥准备去天人中学上高中，姐姐转而去这所中学的食堂炒菜，又是在姐姐的介绍下，他去应聘这所学校的保安。
“刚去的时候不需要体检，上了半个月的班后，学校很多人被安排体检。”袁自良说，体检是在潇湘派出所进行的，每人拍一张正面照，两张侧面照，录指纹，做尿检。
袁自良的尿检结果为“吗啡阳性”。“当时工作人员不相信，接着又做了第二次，结果还是阳性。”袁自良说，他问工作人员，“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但工作人员没有解释。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禁毒大队告诉记者，2018年10月24日，袁自良在当地某中学从事保安工作期间，经学校申请，辖区社戒社康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特殊岗位人员监测时，尿检发现袁自良呈吗啡阳性，当场再次尿检仍呈阳性，袁自良当时没有提出异议。
一周后，辖区派出所民警与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工作人员找上门来。袁自良当时在睡觉，工作人员把他叫醒，对他说，其尿检呈阳性，需再查一次，“我又配合着做了尿检，做完之后，他们又是什么也没有说就回去了。”
袁自良称，他从未接触过毒品，不明白为何尿检结果为阳性。之后他又接到电话，要求到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再检一次。当时袁自良的父亲在麒麟区医院住院，陪他去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的，是母亲和堂哥，到达时间是当天早上9点，双方一直交涉到了下午3点。
“当时我很愤怒，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最好查清楚了，否则对我影响太大。他们说，会核实，如果查清了，没有这回事，会把我的信息删掉。”袁自良说，之后他与母亲去麒麟区医院看望父亲，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也就没再过问。
去杭州进厂
“小伙子，你吸毒多长时间了？”
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袁自良一直在各地打零工。
有亲戚做弱电工程，他帮着装摄像头和收费系统，工作地点都在曲靖本地。今年清明节，他出远门去了昆明，在十天时间里，他刷身份证住旅社、酒店，一切都很正常。
今年5月，在劳务公司的安排下，袁自良和曲靖当地数十名务工人员，坐火车到浙江杭州安吉县进厂。劳务公司买的是慢车票，到杭州南站的时间为5月9日凌晨3点30分，袁自良的好友、初中同学熊贵权同行。
下车之后，他们遇到杭州南站的铁路警方查身份证。“查到我的时候，民警说，你等一下。”袁自良说，查到他之后，同行的其他人放行，而他被要求去一趟办公区。
熊贵权告诉记者，当晚他陪同袁自良去了办公区，“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进了办公区，我被要求在外面等。”
民警给袁自良做了毛发检测，取了他的一点头发放在机器里，不久机器里吐出来两张小纸条。经民警允许，袁自良用手机拍下这两张小纸条。
这是两张报告单，打印时间为当日凌晨3时53分、4时01分，检验对象分别是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毒）和吗啡。两报告单显示，两指标的检验结果均为“<0.1”，单位为“ng/mg”。麒麟分局禁毒大队解释，若这一数值大于0.1，则为阳性，小于0.1，则为阴性。
袁自良回忆，当时检测人员一边检测一边问，“小伙子，你吸毒多长时间了？”他被问得莫名其妙，这才反应过来，原来2018年他的“吸毒”信息根本就没有删除，“当时我解释，我之前的确尿检呈阳性，但我没有吸毒，也没有戒毒，从没被处理过。”
熊贵权说，袁自良出办公区后，向他解释自己被带走的原因是“吸毒”，他了解自己的好友，“他不可能吸毒。”去往安吉县的高铁乘车时间是当日上午9点半，当晚袁自良等人就在杭州南站的二楼候车室度过。
同务工人员签约的是杭州铭赫科技有限公司，当天，他们去了位于在安吉县郊区的工厂。袁自良的进厂、住宿等流程都很顺利。他正式上班的时间是5月11日，他先是上了6个白班，第7天，他被安排上夜班。
被要求多次复检
个人信息上传到“阳光下”小程序
5月18日早上8点下班后，袁自良吃了点东西，把宿舍窗帘一拉，手机静音一开，开始睡觉。
他后来才知道，这个阶段，安吉县警方监测到了他的“吸毒”信息，并开始与其联络。因手机静音，当地警方先是联系到他母亲，“我妈也联系不上我，于是警方又联系工厂。厂里的办公室通过入厂信息，问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查档案，查到了我被分到的车间和生产线，最后查到班组和宿管，以及我住哪栋宿舍的几号几楼。”
几名工人到宿舍把袁自良叫醒。他洗了把脸，回了警方电话。因人生地不熟，民警在微信上向他发送了派出所的定位。在辖区派出所，袁自良接受了毛发检测和尿检。民警还要求他用手机扫描名为“阳光下”的小程序，“我要对着自己的脸拍照，把信息录入系统里，按照小程序的提示，我每周都要到上面去签到，及时上传检查结果等。”
记者检索发现，“阳光下”小程序仅限于浙江地区及湖北宜昌的“特殊人群相关人员使用”。袁自良用个人身份登录后，能看到里面有“我要学习”、“我要请假”、“尿检上传”、“发检上传”、“我要举报”等子页面。
袁自良被纳入浙江“阳光下”小程序系统
8月19日的信息显示，袁自良仍是“黄码”管控对象，需积极配合社工管教，每个季度需要受一次帮教谈心、突击尿检，每半年要进行一次毛发检测。系统中，其上一次尿检时间为5月28日，下周期的突击尿检时间为8月28日至11月28日。
5月25日，袁自良又被安吉县禁毒办传唤了一次。这次传唤的距离更远，用车软件显示单程为21公里。袁自良说，这次他也做了尿检和毛发检测。就是这次之后，其手机上发来“阳光下”的短信，告诉他已被列入黄码管理人员。
“我这才意识到，这件事根本不简单。”5月28日，袁自良提出辞职，6月1号，辞职申请被批准，“这件事对我的个人影响很大，我必须赶回老家去处理。”他买了杭州到曲靖北站的高铁票。
袁自良说，其实在5月18日第一次被传唤时，他就在家族微信群里说了这件事，之后其堂哥和姐姐就去了禁毒大队、派出所反映，“一直到6月1日，他们都没有回复我姐事情到底解决了没有。”
6月底，他问姐姐这事处理到了何种程度，“我姐说，对方回复需要一个过程。当时我就很气愤，于是就把这些经历写在了百度贴吧上。”
禁毒大队多次道歉
“我希望有一笔赔偿”
袁自良的贴文发于7月2日。“我就这样无缘无故被冤枉了快三年”，他写道，“我不想成为又一个‘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他说，因平日里喜欢看央视撒贝宁的《今日说法》节目，现在“既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就懂得应该主张自己的权益。
袁自良的老家在麒麟区潇湘街道村委会平坡村，8月17日，村小组组长赵瑞华告诉记者，他看着袁自良长大，“他是个老实人，不可能有吸毒史”。此前，他陪同袁自良的母亲多方反映，“他是清白的，但也没必要一直计较。”
袁自良则称，他需要一张警方的书面道歉函，“有人认为我故意刁难，但我不这么看。在村子里，哪怕一点小事，也是一个传一个。”他说，警方来他家，都是开警车一路问过来，“这么一问，相当于半个村子都认为我在吸毒。他们未经走访、调查就把我录入系统，我向他们要一张书面道歉函，并不过分。”
禁毒大队介绍，今年7月9日，经民警反复上门做袁自良的工作，袁自良才愿意配合检测。警方经过调查询问及提取其尿液和毛发进行检测，结果吗啡呈阴性。之后，禁毒大队向上级汇报申请从系统删除袁字良的名字，为避免对其造成不便，禁毒大队同时开具相关证明。
禁毒大队于7月25日开具的《证明》称，袁自良于2018年11月16日被录入公安机关吸毒人员信息系统，袁自良向我大队反映后，经我大队进一步核实：系统录入时无证据认定其有吸毒行为，系我大队审核把关不严，误将其录入
袁自良说，他的贴文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之后，辖区派出所、禁毒大队等工作人员前后4次到他家，期间采集了他的指纹、掌纹，并拿走了之前其做阑尾炎手术的出院材料，以及此次前往杭州务工产生的各项费用明细。
袁自良的杭州之行总共花费1203元。8月10日早上，他到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协商赔偿事宜，“当时办公室有3个人，禁毒大队来了4个人，我一进去，禁毒大队的教导员等人就对我道歉，我说，打住，你们的口头道歉我绝不接受。”
他希望获得一笔赔偿。袁自良称，当时工作人员掏出1205元，“站起来推到我面前，叫我收着。我问他们，难道你们拿1200多元就把我打发了吗？没有什么其他的赔偿了吗？”
袁自良解释说，原本其去杭州，顺利进厂，生活将迎来新面貌，但就是因为2018年录进系统，导致他无法用心上班，还要每周配合做一次体检。这对他的生活影响确实太大，“我的工资17元每小时，每天上班11个小时，每天有187元的工资，去掉周日，一个月算下来，每月能拿到4千多，遇到订单多加班，工资还会更高。”
吃火锅也可能“吗啡阳性”
4名工作人员“耐心不够”被追责
8月4日，禁毒大队回复袁自良，他的名字已从吸毒人员动态管理系统剔除。袁自良算了算，其名字在这个系统里挂了991天。
袁自良为何会被录入这个系统？
禁毒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1月24日，袁自良与母亲来到潇湘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对其录入为吸毒人员提出异议并发生争执。后袁自良又到禁毒大队反映该情况，民警告知袁自良需进一步配合检查并采集相关材料进行核实，但袁自良情绪激动，一直没有配合。当年3月，社区民警告知袁自良“配合调查核实”，但袁自良不配合。今年7月9日，经民警多次反复上门工作，袁自良同意再次检测，结果吗啡呈阴性。
“吗啡检测呈阳性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吃感冒药、火锅当中的配料，或注射打针等，这种情况下，都是要求受检者一周之后复检，如果注意饮食，上述情况下的吗啡检测，一般都会呈现阴性。如复检再呈阳性，就要进行审查，对其周围人进行调查。”该负责人称。
记者发现，袁自良最初尿检为阳性的原因不明。袁自良称，其阑尾炎手术用到了杜冷丁等麻醉药物，另外，其因头疼长期服用阿咖酚散，里面也含有咖啡因成分。
禁毒大队解释，相对尿检，毛发检测更为精准，但2018年毛发检测技术还没有出来。该负责人说，而今精准的毛发检测已经普及，“像袁自良的这种遭遇，今后不会再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