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有言：除了沙漠，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时候，村里的人分三六九等：左的有贫农、雇农、下中农，中的有中农、富裕中农，右的有地主、富农。后来右的扩大了，除了地主、富农外，还有反革命（历史、现行）、坏分子、右派分子，称“五类分子”。贫下中农是革命左派，地富反坏右是反动派，中农是团结对象。
我家是富农。其实土改前也就是有几间房，几十亩地，有两辆马车，在农忙时雇用几个短工而已。因村里没有比我家更富裕的了，村里要搞土改斗争，只能拿我家开刀。于是被分了房、分了地、分了财产。分了就分了，但这顶富农的帽子，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家每个人头上整整四十年。这是忍辱负重的四十年，我们只能弯腰低头，夹着尾巴做人，村里人见我们像见了瘟神一样，远远地躲开。
富农是“五类分子”的老二，是革命的对象。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揭阶级斗争盖子、批四旧、刮十二级风暴，哪一次运动都逃不了。富农叔父们一个个被触及灵魂皮肉的批判，虽然他们一次忏悔、低头认罪，却逃不脱批斗的命运。因为不批斗他们，村里的斗争就无法搞起来。我记得，富农分子的四叔，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因有一手好农活，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种豆子。种完豆，还剩下一把豆种，四叔想揣回家为得水肿病的四婶熬水喝，又怕村头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种埋在地头上。不知是四叔忘了还是害怕，等到人们到南山坡地锄地时，发现地头上那一把豆种长出茂密密的一丛。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四叔当场被揪出来批斗，不知谁从庙里抬出一个铁钟，扣在四叔头上，可怜的四叔戴着五十多斤的铁钟，在热辣辣太阳底下和人们的批斗声中倒下去，永远地倒下去了。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这在人们眼里叫“罪有应得”。
我因家庭是富农，中学毕业与大学无缘，回到家乡辽宁省本溪县南甸子公社小峪大队腰队务农。富农在我心中是一种恐惧，一种耻辱，一种罪过。贫下中农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有的参军当了兵，留在村里的有当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的，有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的，就是干活也是看场院、看瓜地、看菜园、赶马车等轻活。而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是富农和他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头，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头砸在脚上，无钱医治，落下了跛足。初春冰雪刚融，架浮桥、打稻埂这些活就是富农分子五叔六叔的了，刺骨的河水泥水，使他们腿上爬满了曲曲弯弯的静脉血管儿，溃烂发脓。那年冬月，村里修小水电站，挑选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十里外的河边修电站。白天在结冰的河里打桩拦河，不到一小时就冻得浑身发抖，上岸喝一口老白干酒，再跳进河里。夜里挖机坑，在水里寒风里，一直干到深夜。春节到了，水电站修好了。我们还是与家庭划不清界限，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划清界限，叔家三弟批判老父，光批判还不行，专政大军还让他打老父，才能触及皮肉灵魂。三弟几次扬起手，都不忍出手，专政大军头头说，“你不会打，我教你。”说着朝五叔脸上打去，五叔脸上立即成了血馒头。三弟哭了昏过去。其实富农子女与富农分子没有什么区别，老一辈富农死了，村里还得斗下去，斗的对象就是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了。
那一次，我和贫农青年丁二在牛棚里除粪，本来除这一圈牛粪是我们俩人的任务，这丁二就是不干，坐在牛栏杆上抽烟。我在牛圈里除粪，只剩下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除粪，丁二不干，悠荡着二郎腿说：“今个是让你孝敬俺贫下中农的，我是教育你的，怎么，不服气吗？”说着站起用粪叉朝我扬起一脸牛粪。那时我真的忘记我是富农了，也用粪叉朝他扬粪，谁知那粪叉把他的手指划破了。这下我闯了大祸，“地主富农反把，打贫农了！”丁二大叫着。队长跑过来见状，不由分晓，当即叫民兵连长押我送公社派出所。所长喝斥一顿后，把我送进小号。笫三天，我被放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我被送走后，妈妈送给队长五十元，又给丁二五十元，又给丁二做了二碗面条鸡蛋汤。要知道那一百元钱是我家唯一的积蓄啊！这还不算完，在后来的运动中，都少不了我这个活靶子。
富农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老婆。人家贫下中农子女，一个个娶上了如花似玉的媳妇，而富农子女一个个三十好几岁，还没有成亲。七婶家有三个儿子，身子健壮，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成亲，总不能打光棍呀，七婶愁白了头发。那年月，谁愿意嫁给富农的儿子当老婆呀！贫下中农家自不必说，就是地主富农家的子女也不愿意，这不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吗！没有媒人说亲，七婶就去求亲戚，亲戚也无奈。后来总算找到一个腿脚残疾比儿子大五岁的姑娘成了亲。可还有两个儿子怎么办？
秋后，打谷场上开始分口粮了，这是村里最高兴的一天。可对富农来说能高兴起来吗？扬场上头风扬的粮是最成实的好粮，下头风是干憋的半成粮。贫下中农分得是上成好粮，富农分得是半成粮。春黄不接时，上边拨下救济粮，贫下中农分得米面，富农分得是糠皮。纵然如此，能填饱肚子就烧高香了。这是“给出路”政策。
转眼春节到了，村里照例要扭上几天秧歌。男女老少扮装上场，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尽情地扭出一年的欢乐。扭秧歌要吹锁呐，打大鼓，鼓很大，两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历来都是富农分子，后来富农年岁大了，抬不动了，就由富农的子弟来接班。那会儿有个笑话，一小伙子到外村相亲，女方父亲是个教师，假装斯文，问：“小伙子，台甫怎么称呼？”小伙子一时蒙了，答：“俺是贫农，不抬鼓，地主富农抬鼓。”几十斤的大鼓，绑上鼓架，扛在肩上，从这院抬到那院，从这街抬到那街，从这村抬到那村，从早上抬到晚上，从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两个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响，一天下来，就瘫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
年三十晚上，富农家不许放鞭炮快乐，我站在窗前看贫下中农放鞭炮，无语流泪，大声喊：“富农也是人，就因为过去家有几间房几亩地，为什么呀，这也是罪过吗？”
回想当年，无限感慨。套用一位专家现在的话说，谁叫你不幸生在富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