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对正在为怎么将前两年杀向社会的红卫兵小将收拢回学校而伤透脑筋的各级行政当局，无疑是一剂救命的强心针。于是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地处江汉平原的武汉市一向出牌不按常理。别的城市一般都是“下二留一”或“下三留一”而且“独生子女暂缓或不下放”，可是武汉市不搞这些政策。但凡66、67、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不管你几个兄弟姊妹还是独生子女统统下放没得商量。
（一）
我一年前刚刚从师训班毕业分配到武汉13中，我是65届高中毕业生其实本应是66届毕业生。在读小学五年级时，正好赶上教育局在我读书的小学搞五年一贯制的试点。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也就提前了一年小学毕业，多年后我就和“上山下乡”擦肩而过。人生旅途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岔道往往会导向迥然不同的人生际遇！
可是我的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都属于“老三届”，分别下放到湖北省洪湖县、钟祥县、随县，他们都在农村呆了5年左右（在武汉市是较少见的）、并且最后都剩孤身一人。他们回城的路充满了艰辛与无奈。暂按下不表。
我所教的69届学生要毕业了，下放的目的地是随县。我和同事庞老师的两个班分到随县唐镇沙子公社，其它的班分到大桥公社和鲁城公社。被分到沙子公社的学生又哭又闹，在他们心目中“沙子”好像是荒漠的不毛之地。而“大桥”和“鲁城”似乎更靠城市的谱。
话说我和众同事送下放学生到达唐镇已是下午时分。各公社来接学生的人员早已等在这里，一阵忙乱后各公社人员带着学生走了。我和庞老师是第一次带队送下放学生，想到对学生负责到底。于是也随着大队人马一起前往沙子公社。送大桥、鲁城的其他几位老师都有这方面的“业务”经验，他们让公社人员带走学生后便自顾自几人到镇上餐馆吃晚饭去了。
我们两位果然遇到一连串的麻烦事：沙子公社大部分生产队显然没有作好“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有的知青的家被安排在四面透风的仓库、有的被安排在农民家的厨房后面隔出的一间小房、有的根本没地方只得临时分散住在农民家中，这些刚刚脱离父母温暖怀抱的中学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他们哭丧着脸盼望老师替他们作主，甚至要求和老师一起回武汉。我们一方面安抚学生，另一方面与生产队交涉。一个队还没解决，另一个队问题又来了。
公社“知青办”负责人好容易找到一个准备得比较好的样板队带着我们以及学生来到那个村子。那个知青点的房屋虽也是仓库改造的，但看得出来的确是用过心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堂屋里桌椅柜子摆放整齐。进到卧室一看，不禁让人哭笑不得。屋里靠窗户一个大炕足足可以睡近十人，其中间砌了一个二尺高的隔墙。生产队长指着炕说：“男女生各睡一边，可以互相照顾。”庞老师很严肃地说：“这怎么行？他们可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我和庞老师直到晚上九点钟拖着疲惫的步子，带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回到镇上招待所，其他几位没有送学生下生产队的老师正在谈天。我好奇地问他们：“你们怎么没有送学生下去？难道你们学生去的生产队没有问题？”其中一位李老师说：“谁说没有问题，说不定比你们‘沙子’问题还大一些呢。”他望着迷惑不解的我们接着说，“从大方面的说起，今天是这些学生农村生活的第一天；人生道路的新的转折点，什么家庭、父母、学校和老师都已成为昨天的回忆。
从小的方面说起，根据我们前几次的经验，学生第一天到生产队，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尽如人意需要解决。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今天都不适宜跟着去，去了，学生和生产队的矛盾只会集中到我们身上。你就是今天晚上不睡觉也解决不了。”我急忙问：“那怎么办呢？”“还有明天、后天啊！经过今天一个晚上的时间沉淀，无论是学生还是生产队的人其潜意识都认识到双方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在这个大前提下，明天我们再下去，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二）
勤荪妹是武汉市20中的68届毕业生，于1969年1月下放到洪湖县朱市公社。这里是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插秧、割谷、挑粪、锄草，一些基本农活虽说不甚精通，但也做得有模有样了。到了年底分红，除去口粮还能分到十几块钱。
正当勤荪妹和她的同学准备继续大干快上，挣更多的工分，赚更多的口粮和钱。1971年夏天武汉市的工厂企业来洪湖县招工。家乡温暖的风搅动着青年的心，特别是在那个城乡、工农存在巨大差别的年代。谁说“拼爹”仅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如果说现在“拼爹”拼的是爹的权势和金钱，那么上世纪五零至七零年代拼的是爹的“阶级成分”。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阶级歧视下，勤荪妹招工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她送走一个又一个上调回城的同学。整个生产大队就剩她一个知青了。她困惑、迷茫、乃至失望、绝望。生产队长对人说的一段话传到她耳里：“小邵走不了是因为家庭成分高了。”
我的父亲对两儿一女因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能“抽上来”而感到深深愧疚自责。他也认识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的历史问题。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作了正式结论：一般历史问题。自从毛泽东将“文化革命”定义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单位像父亲这样的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最要命的是他在单位中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于是与其对立的另一个群众组织就死死抓住他的历史问题，千方百计地想搞垮父亲所在的这个群众组织。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的兄弟姐妹就这样以父亲问题“悬而未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招工回城的机会。
（三）
正当勤荪妹为一次次招工上调落空而感到绝望时，大弟学杰远在几百里之外的钟祥县胡集公社的一个村子里的一个知青破屋里，坐在床沿边发呆。半个月前他在田里劳作时锄头不小心砍到脚，便一直在家休憩养伤，他不敢写信告诉母亲，因为母亲为三个儿女在农村都不能上调已经操够了心。和他一起下放的两位同学，小万一年前已经招到襄阳化工厂去了，小沈则是在几个月前被招回武汉当小学老师。
杰弟的天资一点不亚于哥哥姐姐，他笃厚朴实、寡言少语。当年看到哥哥因父亲问题而没考上大学，他早已下定决心初中毕业后就考个技校，以后当个工人。可是现在连当工人都没他的份。有一年春节回汉，参加同学聚会看到那些已经当上工人的同学有说有笑，连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农村干了一年，年终分红，除掉口粮，只分得人民币2分钱，他回来对哥哥说，真想一死了之。
小弟学熙则是另一种情景，他是69届毕业生，毕业时还没到下放的“法定年龄”——16岁。所以他没有随同学一起下放。离开了学校的管束，他像一只挣脱牢笼的小鸟自由飞翔在无政府主义的天空里，所交的朋友非流即氓。他也天资聪明，扑克牌赌博的所有玩法一学就会。后来还结识了我的发小、当时闻名于武汉博奕江湖的“蚊子”。他甚至学会裁（缝）衣服，有一次父亲要他给自己做一条裤子。做好后一试穿，天啊！怎么裤档这么低。原来熙弟是按他们年轻人当时时兴的“考板裤”（“考板”即“cow boy”的译音，即“牛仔裤”）的样式做的。父亲气得把他大骂了一顿。
有一天父亲在家靠在椅子上打盹，熙弟偷偷走进来摸走了父亲挂在衣架上衣服口袋里的几块钱，父亲后来对我说：“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都看到了。”他接着爱怜说：“他还不是流氓，只是有些流氓行为而已。但是你现在得赶快想办法，让他随你们学校下放到随县去。这样就可以断绝他和那些狐朋狗友的交往。”熙弟很快被我随13中下放学生送到随县大桥公社。离开父兄的视线，熙弟更是在广阔天地里信马由缰，为所欲为。这是父亲与我当初所料不及的。当然后来严峻的农村生活与残酷的“选择法则”让熙弟也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四）
看到别人的孩子一个个回到城里当工人，母亲心如刀割。她每个月从不多的开销中拿出15元分别寄给三个儿女各人5元，聊补无米之炊。一位邻居安慰她说：“邵妈妈，你说心里有三个‘砣子’，可你还有老大和幺女在跟前，你看我还不如你，四个孩子全没抽回来。”
时间像流水，再多的绝望、痛苦也会被慢慢冲淡。大队将勤荪妹安排到小学教书，又有几位沙市下放的女生住进她的宿舍。这样她白天同黎洪禄等几位回乡知青一起教书上课，晚上和沙市女生作伴。生活倒也十分充实。
这天，外号叫“经理”的同学兴高采烈地来了，她说：“邵，我办了‘病转’，户口马上转回武汉市。”勤荪妹没明白怎么回事，连忙问：“什么叫‘病转’？”“经理”于是向她解释道：“省里前不久出台了一个政策，大概的精神是：有严重疾病的下放学生可以回城治疗而且户口可以转回城市。”“你有什么严重疾病？”“我是高度近视啊，你不也是近视眼，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开个病情证明，然后拿回来到大队、公社、区、县‘知青办’盖章，然后材料转到武汉市‘知青办’审批。保管你半年回武汉市。”“经理”快人快语将整个程序讲完。有这种好事！勤荪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时候，回城是知识青年的最高理想。
数月后，“经理”带着她来到武汉市第二医院找到眼科范医生。“范主任，请您给我这个同学也开个病情证明吧。”“经理”恳切地说，范医生将勤荪妹的眼睛作了一个例行检查便在“病情证明”上大笔一挥：“近视1500度，眼底黄斑病变。”
就在勤荪妹办“病转”的这段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差一点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的小插曲。
勤荪妹在大队小学的同事黎洪禄此时已经上调到县革委会文教组工作，他在县“知青办”看到她的“病转”材料。当然想帮她早一点“办”回去。这一年的高等院校“工农兵大学生”招生也刚巧拉开序幕。武汉大学历史系有一个“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落到洪湖县，而那几个和勤荪妹住在一起的沙市女学生中，有一位女生的舅舅正好在县革委会当头头。他经常听到其外甥女夸勤荪妹不简单，“怎么不简单？”他问，“我下放的大队原来从武汉市下放十几个学生，都上调走了，就剩她一个人。要换了我不疯才怪！你看她，像没事的。干起活来风风火火，要她到大队小学教书教得有声有色，晚上回来像大姐姐关心我们。”外甥女说。
答者随意，问者有心。这位革委会的领导遂将勤荪妹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人选之一。黎洪禄知道此事后，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这次邵勤荪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担心的是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体检这一关，她的眼睛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他哪里知道她的“病情”的真实情况）。到那时又错过“病转”材料寄回武汉市的那一趟，不知又要等到猴年马月，再如果政策发生变化……于是黎洪禄自作主张，办“病转”，不上大学。
当勤荪妹拿到回城的通知时，黎洪禄才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这段秘闻告诉她，她当然不好责怪好心的黎。只得长叹一声：“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的莫强求。”再一想，工农兵大学生，不去也罢。在阶级出身如此森严壁垒的年代，在被斥为昔日“资产阶级大染缸”而今朝又成为“无产阶级禁地”的大学里，学生们不是根红苗壮的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就是革干、革军的红色后裔。像她这样在招工中都屡战屡败的“黑五类”子女，就算是去了其处境也是可想而知。
（五）
笃厚的杰弟在乡下依旧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本来话就不多，现在更没有说话的对象了。他依旧盼望命运之神眷顾自己，有朝一日回城当工人。最近那条受伤的腿怎么越来越不听使唤了。
武汉市协和医院的外科室里，医师邵明忠拿着化验单对堂侄学杰说：“你的‘抗O’是800，按省里定的标准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可以办‘病转’。”明忠叔遂请另一位医生给他开了一个病情证明。
我深知杰弟“病转”一事办起来，肯定比勤荪妹要难得多。因为一来他没有勤荪妹有黎洪禄那样背景的好朋友帮忙，二来办“病转”在农村这边要过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和县五道关，杰弟的公关能力太差。于是我决定亲自出马。
十月深秋，钟祥县胡集，大地一片萧肃。我们兄弟俩和杰弟的同学“猩猩”踟躇在乡间小道上，杰弟荷包里的“病转申请”已经盖了生产队和大队两个章子，下面的目标是公社。
走进公社大院，看见一位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我连忙迎上前恭敬地问：“请问公社‘知青办’在哪里？”他很严肃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有什么事？”我指着杰弟说：“他是知识青年，来办‘病转’的。”“你是他什么人？”，我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张纸说：“我是他的哥哥，这是我的介绍信。”干部打开一看：“兹有我校教师邵学新前来你处办理其弟邵学杰的‘病转’事宜。特此证明。”下面落款：武汉市第十三中学革委会，再加上一个鲜红的公章。
干部的脸色马上由阴转晴，“啊，是省城来的老师，请你等一下。”他转过身喊道：“小李，拿去盖个章。”接着他的脸色又由晴转阴：“‘猩猩’，你来干什么？还不回队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不认识路，是我带他们来的。这就回队促生产。”‘猩猩’堆起满脸的笑容说。
走出公社大院，我对“猩猩”表示歉意：“对不起，‘猩猩’，今天又害你挨霉了。”“不要紧，我在这里是有名的‘坏人’，他们巴不得我早一点滚蛋。只是像学杰这样的老实人，幸亏有你做哥哥的来帮他办，不然真不好过这些关。”
三个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一街之隔的区“知青办”。接待者姓王，他倒没什么刁难，接过杰弟的病情证明和申请报告，打了个收条。我问道：“请问，接下来的程序应怎么走？”“再没你们的事了，回去等病转回城的通知吧。”“要等多久呢？”“那就不好说，快的两三个月，慢的也要半年。”
我深知“病转”过程最关键的一环是县“知青办”，它可以以任何一个理由把材料打回去，它也可把材料一压数月，当然它也可“特事特办”把材料第一时间寄到武汉市。此时有劲也没法使。于是一行人便打道回府。
（六）
自从被“揪”出来后，父亲就被发配到造纸厂最累最脏最苦的切断车间跟班劳动，他和“走资派”前厂党委书记老郑分在一个小组，一年下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老邵，你不就是一个一般历史问题吗？没什么，以前审干有结论。搞运动这一套我最清楚，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孩子们都还年轻，吃点苦，受点磨难。没什么！你们知识分子太婆婆妈妈了。天无绝人之路嘛。”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两人聊天中，父亲听到老郑无意说到有一位老部下叫王声环，是钟祥县的县长，当然现在也“靠边站”了。有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父子俩合计了一下，决定我再去钟祥县一趟。
带着郑书记写给王声环县长的便条，我又一次上路了。这时正是阴历腊月，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
为了不走冤枉路，我还是先去胡集，落实一下“病转材料”从区里寄出没有。腊月的胡集，天寒地冻，市面一片萧条。下午两点火车刚停稳，我就跳下车直奔区“知青办”。得知杰弟的材料已转到县里，我心中一喜。按既定计划下一步去城关。
从胡集去城关每天有两班车，但是这里离汽车站还有二十多里路得步行。“走，即使赶不到今天的末班车，到车站睡一晚上也可赶明天的早班车。”我于是想。
走出镇子，放眼望去，寒冬下的田野一片白茫茫。视线之内，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路面上的土疙瘩冻得象铁一样硬，硌着脚生疼。只有一阵阵穿透到骨髓的凛风。像针一样刺着耳朵刺着鼻头刺着脸颊。我连忙将羊毛围巾从头带耳朵到下巴严严实实包得紧紧的，走着走着，身体渐渐热乎起来……
终于在天色暗下来时走到汽车站，末班车早已开走了。旅馆也只剩下0.5元一晚的统仓式的床铺。
我囫囵一觉醒来，天已大明。随便用冷水洗漱了一下，登上去城关的班车。中午时分便到达钟祥城关。
王声环接过郑书记的便条，略问了一下郑的情况（因为都知道对方目前的处境大致相似）。便命其妻钱阿姨带我去“知青办”找人。钱阿姨是一位面容和善、体态可人的中年妇女，她和我边走边聊，不一会就来到县“知青办”。
“周主任，又来打扰你了。”坐在里屋的一位男子抬头笑着应答：“县长夫人，有何贵干？”，“莫开玩笑，还靠边站着，没‘解放’呢！”，“快了，快了。是办‘病转’的吧？”，“这是王声环的老上级的一个孩子，请你查查。”，周主任问清情况后，翻了翻桌上的卷宗，“在这里，‘胡集区，邵学杰’，已经审批了。准备春节后材料寄到武汉市。”钱阿姨笑了笑说：“春节前寄不行吗？”，“春节前那一批，昨天刚寄走。”“还有一个多礼拜过年，你们就帮忙把他的材料寄去吧。”，“好吧好吧，破一回例。”
春节过后，阳春三月时节，杰弟的户口终于转回武汉市。
（七）
1973年来到了，父亲终于得到“解放”，正如郑书记所料，他的问题还是维持原来的结论。他被重新分配工作，到厂基建科负责全厂的房屋建设、维修。他下决心好好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从而使幺儿子早日“抽”上来。可是，此时他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了。
近十年来的精神郁闷，切断车间的高强度劳动和高污染环境，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年轻时就患有肺病的他又患上了肺气肿进而发展为肺心病。在一次感冒中致使肺部感染进而心肺衰竭，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我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74年5月21日。我还记起父亲在数月前好像有预感地说过一句话：“我不想死，我还想看。”他想看到这个“革命”到底怎样收场，他想看到受他问题连累的幺儿子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
（八）
武汉市大规模的招工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看样子熙弟还得走哥哥姐姐的老路，可是“病转”的条件现在也变得更加苛刻，除了病情的严重度的标准提高了，还要求病情证明必须由县人民医院出具（也就是武汉的医院的医生证明不行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和熙弟拿着明忠叔的信找到随县人民医院的陈少弼医生家，“啊，邵明忠，是我的老师，你们有什么事？”，我也不绕弯说明来意。陈医生爽快地答应：“可以。”
兄弟俩拿着陈医生开的“病情证明”来到医院办公室盖章。一条长龙从屋里排到走廊，不到半个钟头我们排到跟前，前面一位也是一个知青，他递上“病情证明”。
“你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工作？”
“鲁城公社的，我是知识青年，办‘病转’。”
“你的公社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和病历呢？”
“没有。”
“那不能盖章，回去先到卫生院看病，医生根据病情开证明，再把两个病情证明一起拿来。”
望着这位知青悻悻离去，我不禁兔死狐悲、后背冒出阵阵冷汗、脑子一片空白。我们哪里有什么公社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就是手中的县人民医院的病情证明都是搬了不知多大的面子才拿到啊。
“下一个。”
我机械地伸出手将证明递过去。还是同样那句话。
“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
“随县帆布厂，翻沙工。身体有病，想换工种。”
熙弟机关枪式的回答使对方不知所措，他狐疑地看着兄弟俩问道：
“你们俩究竟哪个是邵学熙？”
“是我，他是我哥哥，陪我来看病的。”
看着熙弟穿着一身父亲在切断车间时的邋遢的工作服，他半信半疑、极不情愿地在病情证明盖了个章。
出来后我才发现内衣都湿透了，我连忙问他假如对方要帆布厂的工作证怎么办？
“那就完蛋了，我当时也是急中生智。赌一把呗。”熙弟于是说。哥俩仔细一琢磨：帆布厂哪有什么翻沙车间？纯属扯淡。两人就一个念头：快撤。
几个月后，熙弟终于“病转”成功，回到武汉市。
（九）
三姐弟艰难、另类的回城之路划上一个句号。此时，武汉市不少“文革”中甚至“文革”前下放的知青都是用这个方法回城，开始他们的新的生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大事件。它无疑是后世的历史学者研究的课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疑是其子课题之一，而“知青病转回城”更是其子课题的子课题之一。
在全国范围内，武汉市的“知青病转”搞得较早，大概在1972年左右它所在的湖北省出台了一个文件，其大意是：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以回城治疗并将其户口转回原户籍所在地，待其疾病治愈后再返回农村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显然这个文件的精神是有点逆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而动。所以文件的最后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并且还有配套措施：所有病转回城的知青的粮食关系都是临时的，每三个月到各区粮食局领一次粮票。这也是政策制定者的高明之处。后来在这些人的招工问题上也充满了歧视性：只能进集体所有制单位，不能进全民所有制单位。
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在制定过程中有无阻力？其中各个疾病的标准是怎么制定的？后来又如何把标准提高了？当时在湖北省有多少知青受惠？又有多少知青在疾病治愈后回到农村？等等，都是这个课题必须回答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后来现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政策是有其前瞻性和进步性。此话怎么说？
1978年全国各地百万知青上访请愿，甚至集体卧轨、绝食。要求回城的轩然大波，波及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重庆等大城市。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惟独湖北省武汉市风平浪静，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1972年到1978年大规模招工后剩下的知青大多以“病转”的形式陆续转回城市并且陆续被安排了工作。也就是提前消化了这个矛盾。同时也减轻了上述城市后来又遇到的就业、住房、婚姻等社会压力。
知青回城，一个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
2018-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