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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的记忆

供销社这个词,想必很多人年轻人只是在书上或者电视上看见过,但这却是老一辈人亲切的回忆。

供销社,也叫供销合作社,相当于现在的商店。在当时的农村,供销社是社员群众自我服务的组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供销社包揽了人们大部分的日常所需。

雁北很穷,那时一个村或者几个村子才有一个供销社。农村供销社大多是找闲置的老房子,比如地主老财家的旧房,或古庙宇。只有富裕的地方,才会大兴土木,平地砌筑供销社。

得胜堡的供销社坐落在村子的北面,原先是一座大庙。供销社门朝南,大约有三间房子大小。一进门,迎面墙上便是一溜货架子。货架上摆放着烟酒糖茶,针头线脑等日常用品。货架上面墙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货架前三面用砖砌起了高约一米的柜台,上面用水泥抹平。左边柜台里面是两口大缸,是盛酱和醋的。右边柜台留了一个豁口,安着一扇小木门,是供卖东西的人出入的。

除了售货员,外人不能随便进到柜台里面,只有供销社的家属和孩子是个例外。那时,我总是踮起脚尖眼巴巴地看着柜台里的东西,心想如果卖东西的人是我家的人该有多好啊,我就能推开小门进到柜台里面,抓一大把糖吃个够。

供销社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油盐酱醋、花椒大料、苏打碱面,还有轮胎、小五金、农药、化肥、暖壶、解放鞋,应有尽有。

这么说吧,大至犁铧锹镐,小至图钉、按扣、曲别针都有卖的。这里好似一个魔殿,一个百宝箱。

供销社,妗妗们都叫洋布店。那里不仅有华达呢、斜纹布、阴丹士林布,还有白洋布。当年营业员都用尺子量布,一边量,一边拽布,布匹在柜台上滚动,啪啪乱响。量好,再让出一寸,然后用镶在尺端上的小刀一割,接着便是嗤啦嗤啦地扯布声。再下来就是噼哩啪啦的算盘声。

村里的供销社,当然比不上归化城北门里的布店:收银员坐在高高的台子上,头顶有若干个铁丝拉到各个柜台,铁丝上有一个带大铁夹子的木板。布票、钱票连同小票夹在铁夹子上,在空中飞来飞去。

那时的火柴叫洋取灯儿,钉子叫洋钉,煤油叫洋油,布匹叫洋市布。记得有一回,姥姥吩咐我去买洋取灯儿。供销社的售货员数落我说:说洋火就行了,什么洋取灯儿,洋取灯儿的!其实她这是五十步笑百步呢。

当时罐头是最受欢迎,走亲戚,看望长辈、病人是必不可少的。那时肉罐头少,主要是玻璃瓶装的苹果罐头、梨罐头和黄桃罐头。那时雁北很难见到水果,孩子们关于水果的印象都来自供销社的水果罐头。

糕点主要是槽子糕。售货员用盘秤称好后,分层码在两张褐色的草纸上。然后将草纸的四边撩起,裹紧、掖好,再从头上方牵下一根细细的纸绳,做十字形捆绑,留出手拎的绳环儿。那一轱辘纸绳是放在一个纸盒中,纸盒吊在房梁上,绳头穿过盒上的孔垂下来。

得胜堡有个做糕点的师傅,老头似乎只会做槽子糕,他做出来的槽子糕松软甜香,远近闻名。他的作坊就在供销社后面的一间土房内。有一回表姐带我进过那间我幻想过无数次的神秘土房子。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刚出炉的喷香的槽子糕,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好吃的东西。

那时,供销社还卖“大电池”。“大电池”即现在的一号电池,是装在手电棒儿里照明用的。电棒儿是社队干部们用的,社员用不起。我们常在垃圾堆上捡到废弃的“大电池”,“大电池”被我们们拆解后,碳棒可以在墙上写字;蓝色的塑料盖积攒多了,用绳子穿起来可以当手链,总之印象极为深刻。

手电棒儿有两节、四节甚至更长的。那时候夜很黑,干部们天天晚上开会,出门离不开这个东西。

那时供销社卖的海钵儿油,才几分钱一盒;即便棒棒凡士林润肤霜也不超过一毛钱,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记得椭圆形镜子,每件价值一块钱。洋胰子卖的有点贵,好几毛一块。只有娶媳妇、聘闺女时人们才肯买。不过只要有一家买了,不出五服的亲戚都会来借用。

那时供销社还卖扣子,一毛钱10几个。当时人们的衣裳穿的年长,布酥了拽不住扣子,扣子经常失落,成了消耗品。

日常用品如搪瓷脸盆和口杯等,也都是针对社队干部及有在外面吃公家饭的人家。多数社员用瓦盆洗脸。至于文化用品如作业簿、铅笔、橡皮等,一般有念书娃娃的人家都是用鸡蛋来换。像食品,如挂面、红糖白糖等,那都是探亲,眊产妇时才舍得买。

那时,我最喜欢往供销社跑。尽管那里的空气里始终弥漫着油盐酱醋、调料、海带、蒜头的气味。

在儿时的记忆里,供销社花花绿绿的糖果,在舌尖上留下了抹不掉的甜蜜;酱油、菜籽油混杂的刺鼻香气,让鼻子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故事都沉淀在记忆里,至今难以忘记。

普通人家,大人去供销社买个针线、打斤酱油,娃娃们都争先恐后地跟着去。其实心里有不愿说破的小算盘,期盼着用剩下的几分硬币,给自己买个糖果、或一本小人书,那是农村娃娃最大的期望。

有的娃娃大人信不过,比如表哥,妗妗让他打醋时,他总要偷喝几口。怕被大人发现,路过井台时,再灌上一股冷水。

在得胜堡,如果能当上的售货员,在供销社站栏柜,仿佛就像拥有了百宝箱的钥匙。找对象时自带的光芒都能让人排上长队。得胜大队的支书曾对得胜堡小学的老师们说,你们谁表现好,我就提拔谁去供销社当售货员。

得胜堡最早看店的老汉据说去朝鲜打过仗,少了半条腿。每日开了店门,并不与凡人搭腔,自顾自从酒缸里舀酒喝,舀出多少酒,就倒进去多少水,所以得胜堡的人酒量都特别大,喝三四斤不带醉的。

那时,喝酒没有下酒菜。不似现在什么都有,花生米、火腿肠,甚至真空装的猪蹄之类。于是这个老汉顺手从柜台里操起一个3吋铁钉含在嘴里,发现口感还不错,既能吧啧,又不损耗。此后,他就养成一种习惯,卖货时,用搪瓷缸子舀半缸子酒放在柜台上,嘴中含着那枚铁钉,一会儿过来喝上一口,一会儿再过来喝上一口。经过数年浸淫,这枚铁钉竟被酒精味了出来。一次他去进城进货,三岁小孙儿也学他的样子将铁钉含在口中吧啧,结果大醉两天才醒过来。

得胜堡的供销社不仅卖,还收购东西。头发、废铜烂铁都要。有人从地里挖出的箭簇都卖给供销社了,娃娃们捡到的烂铜壶也都拿到供销社换糖吃了。我亲眼看见的有个人扛着半口袋铜钱卖给供销社,是从自己家院子里挖出来的。那家伙说,因为铜钱锈蚀板结,掏不出来,瓷罐被他摔的粉碎。听说挖出来的青铜器,供销社都拿到大同卖给铜匠了。一般锈蚀严重的,铜匠不要,因为化不了多少铜。

“文革”时期,得胜堡的一些造反派,经常揪斗“走资派”和“保皇派”。一天晚上,造反派把批斗重点集中到一个女“保皇派”身上。这个女“保皇派”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长得非常漂亮。造反派无中生有地责问她如何勾引干部,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有正义感的社员纷纷走了。突然,有人吹灭马灯,造反派趁黑冲到女售货员身上乱摸起来。女售货员尖叫着大骂,在屋外准备接她回家的丈夫冲到屋里,使出浑身解数将她解救出来,并连夜到公社革委告状。公社革委会领导听了后,严令今后晚上不许再斗女人!

那时,只有堡子湾的供销社才卖肉。计划经济年代,城镇户口居民按人头发给定量肉票,凭票在国营肉铺平价购买。农村计划外的猪肉虽然不要票,但物资匮乏年代,农民非常穷。堡子湾一个数万人的公社,一天屠宰一头猪,不过一百多斤肉及内脏,竟然一天卖不完。据传有个农妇每天去供销社的猪肉上拍几把,一边拍,一边赞叹说,这肉好肥呀,然后匆匆忙忙端着手回家了。回到家中款款用温水洗了手,用洗手水烩了菜。

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结婚必备的大件。不但得胜堡供销社没有,就连堡子湾供销社也不进。那些东西大同城里也凭票购买,这种票轮不上社员。

堡子湾公社供销社的货比得胜堡全的多。每天早晨,供销社大门一开,周边生产大队的人们就拥挤着走进店里抢购东西。一般供销社会提前通知大家,糖精、塑料鞋底子、红糖、苏打、正痛片、耗子药什么时候到货,欢迎大家争购。供销社每个月底都要关门“盘点”一天。每到这天,镇上的人见面总说:“供销社今儿圪盘点呢!”“是呢,盘点呢,明儿圪早点去哇……”

说起盘点,堡子湾供销社的一个老营业员,四清时差点叫打残了。因为在他的床底下搜出许多窝藏的东西,都是他平常短斤缺两克扣出来的。他被整了半年后,才说出了实话:有些公社干部拿走东西不给钱,他为了不至于自己贴钱(其实也贴不起),只好出此下策。其实多余的东西他一点也没往家拿,每至账面亏空,都用此来平账了。因为有人证明,最终还了他的清白。

八十年代,供销社的商品里也出现了假货。得胜堡有一家,媳妇和男人闹饥荒,一气之下喝了一瓶农药。因为农药是假货,喝完不但甚事也没有,反倒打下不少蛔虫来,从此孱弱的身体反而日渐强壮。后来当家的给供销社送了一面锦旗,上书“解民于倒悬”,一时成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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