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时候，距离香港开埠不久。现在，这个“共产主义幽灵”穿上国安法外衣，笼罩香港。一周来，之前的强烈抗拒声音，在媒体中变得微弱以至消失了。记协主席杨健兴指已出现“寒蝉效应”，有记者问他“嚟紧仲可唔可以访问肥彭”。除《苹果》外，几乎所有媒体都避谈国安法。《苹果》有论坛版和财经版的多年作者宣布搁笔。
这几天我也备受海外亲人和香港朋友关心，不是问我会不会离开，而是直接说要离开了；会辍笔吗？如履薄冰地写还有意思吗？毕竟高龄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吧？
虽然我在上周文中讲“不要被恐惧支配”，但如果我说不害怕那是自欺欺人。尤其是面对的是我们陌生的国家权力最大化法律。香港人习惯守法，恶法亦法。京官港官一再叫香港人不要以身试法，公布当天未让市民消化就以非我们熟悉的方式执法，传媒人、写作人岂会不感威胁？
国安法虽说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言论自由、集会示威等权利。但这类权利在中国宪法中也是有的，而在中国的执行却与过去的香港极不相同。在我漫长的编辑和写作生涯中，遵从的言论自由原则是：除了会造成“明显而立刻的危险”之外，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表达，而且这种表达也包括在示威中的所有展示。在国安法之前，香港的司法已经不是这样了；在国安法之后只会更严厉。
在西方普通法国家的案例中，“鼓吹”、“煽动”都不能入罪，因为鼓吹、煽动涉及意图，而意图是摸不着、看不见、无法证明的东西，很难具体区别煽动和呼吁、鼓吹和主张的界线。但这几年，香港法庭已经屡屡以“煽惑”罪名判刑了。在国安法下，我很难辩解自己的论述如何不是“煽动”。
我们写文章，只是写出自己的见解，至于读的人产生怎样的感情，是无法预知的。因此也就无法保证文章不会“引发”香港居民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憎恨”感情，而一旦让人产生这种感情，为文者就罹法网矣。
国安法说“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既然是法律，难道在学校、媒体、网络没有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就是犯法？
在国安法公布三天后，出了英文版，被发现上述条款在“应当通过学校”之后又加了“university”（大学）。我们不知道是以中文为准还是以后来出的版本为准。如果以后来出的为准，会不会过几天又有新词语加进去？
依据国安法成立的国安委，前天开会并发布《实施细则》，其中第5条规定“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就涉港活动提供资料”，若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或代理人未有按要求向香港警方提供资料，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十万港币及监禁六个月；而若涉及提供虚假、不正确或不完整的资料，则可被判罚款十万港币及监禁两年。
怎样强制外国及台湾去执行？怎样向他们定罪和判刑？是派出战狼到美国、台湾，像抓桂民海似地把政治组织代理人抓回香港吗？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说：“中国所立的法律居然管到全世界各地、管到全世界人民，甚至管台湾。”百思不解。
国安法及其执行都太深奥，正常人很难明白，写作人更难以拿揑，随时会招祸上身。惹不起，躲开就是不可免的事。怎么躲？文字还是人身？我和许多写作人一样，都在纠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