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在诗外”，这条有名的悖论，现在我信。
可小时候我并不信。给我启蒙的是小学教“大字”课的贾老师。听见有人说，如今国内的人都在拼了性命地挣钱，也不知道这门只能慢功出细活的中国书法课是否取消了。不过我们那个时候不象现在，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光有钱没用，急也是白急，因此上大家还能耐住性子学写大字。
贾老师身材高大，操一口燕人张翼德家乡的河北官话。头的顶部全秃，沿两鬓到脑后是一圈银白的短发。按今天以貌取人的标准来看，绝对是教授一类的人物。原来我小的时候，北京酱油分三级：一级、二级、三级，一级两毛六、二级一毛五、三级一毛。后来还是三级，可是变成高级、一级、二级，再后来是超级、高级、一级，到我临出国的时候是特级、超级、高级，可有一样，酱油的质量分毫未变。因此我怕大家误会，把我的意思体会错了，所以还得赶紧补充一句，我指的是至少二三十年前那时候的教授，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国家一级教授”或是“著名学者”之类。
贾老师谁见了谁尊敬，更别提我们这些毛头小学生了。前些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和考古教授张光直先生叙旧，他也是我们小学毕业的，不过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但一提起贾老师，张先生也肃然起敬。
贾老师可以用大号的七紫三羊毫毛笔蘸石灰水在玻璃黑板上悬腕写大字。笔笔遒劲，字字丰满。在他写字的当儿，贾老师会屏住呼吸，全班差不多也都跟着屏住呼吸，写罢贾老师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小学生没有见过这阵式，也跟着出气，有时还会激动得鼓掌。这时贾老师用小毛巾拍一拍油亮的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不禁会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们：“心闲才能气定，气定才能手稳，手稳才能出好字。我不用看你们写字，只要看你们研墨的姿势，就知道你们谁会写出好字来。”
人真是可以从小看到老，我的同学郑先生，如今在国内已经是很有了几分名气的社会学家，小时候就有独具只眼的见地，听了贾老师的一番告诫，立刻就提出了反问：“那么我们何不就学研墨呢？把墨研好了，字不就自然好了吗？”
贾老师听了并不恼，只是含颌一笑，一字一顿地说道：“功夫在诗外，字不到家，这研墨，你是学不到的。”众人都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听了此话，自然莫测高深，只好低头潜心写字去了，只知道非如此，不但字写不好，研墨也无法问津。
及至我后来长大成人，也入了俗流，企图“搞点研究”，这时才发现，当年贾老师的教导其实是指学问的厚积薄发，因此才能以一当十。贾老师的话与他的书法一样，是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见地。
其实这种厚积薄发的功力倒不一定是表现在什么大题目上，反而往往见诸细微之末。
记得有一年还是我当学生的时候，曾心血来潮地对中亚的古粟特文发生兴趣，于是便整理了一些史料准备有机会向名士请教。一次与历史所的马雍先生闲谈，我只知道马先生是小学大师马宗霍的公子，训诂与典籍之学自是一流。可是我们谈及粟特文字的演变源流，他也能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当我呈上自己费时多日整理出来的资料，他不假思索便能指出其中一些讹误和遗漏的文献，对于此类学问一言九鼎的痕宁等人的纰漏也了如指掌，这才使我等后学知道天外有天，四两拨千斤的道理。所以直到如今，看书先看注释，翻检先翻引文就成了一种读大家著作的享受。那种“光板无毛”，信口雌黄的文章，尽管不知所云的“高级”词汇在文章中一再打眼，但就像是走进陌生的城市，一时误闯红灯区，街旁搔手弄姿的轻薄女郎，你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知道学问的得来不易，功夫却是要时时处处都要下的。这我在考古所夏鼐先生的身上颇有所悟。
八三年夏我正在德国，忽然接到所里的通知，让我到慕尼黑去陪同来访的夏先生。在巴伐利亚的三五日都是在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度过的。直到夏先生动身离去的前一天，德方负责接待的赫尔曼先生才向我提起，根据他这些年接待中国友人的经验，一般都要至少安排一天去百货商店采购商品。刚开始他不懂这里面的规矩，还真着实得罪了一些中国学者。这回知道是夏先生大驾光临，是个大大有名的学者，但他还是怕怠慢了，又不好问，所以转托我去探听一下。我一问，夏先生的意思是临走前的那个上午还是要到博物馆去再看看那几枚拜占庭出土的金币。赫尔曼先生听了，一再跟我证实此言不虚之后，这才舒了一口气说，到底是夏先生，要是你们中国来的都是这样的学者，也就不枉我这几天精心的日程安排了。
前几日在网上发现一处有关拜占庭及萨珊王朝古币在中国考古发现的网页，其中引述不少夏先生过去的文章论述，推崇其为中国研究此等学问的第一人，但网主或许尚不知晓学问的背后是多少时日的功夫。据此还可以想到，厚积薄发的道理应该还有一层意思是，有了平素的积累，然后才能有一朝的喷发。
其实，做学问是“功夫在诗外”，做人又何尝不是。
古人云“文如其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其实这也是文人的悲哀。前些日子我还在说，做个科学家、工程师、医生都好，你的论文，你的科学研究就事论事，可能结论错了，可能数据不准，没有关系，再来。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的个性如何，文章中的公式和实验无从透露。写文章就不行，文章刚开一个头，别人就知道你是何人，暴露无遗。比如就说我自己，上面谈到北京酱油的分级，尽管冠冕堂皇地扯到教授，但明眼人一读到这里就猜得出我是个精于计算之人，这就是功力不足，显了破绽。不幸的是有时候你再挖空心思遮掩，似乎也很难不露出马脚。比如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写回忆录，是讲京城某人被出版社搞丢了照片，准备告官云云。出版社搞丢人家的照片，尤其是很珍贵的照片，这是很不对的，作者要讨回公道，要求赔偿，也是人之常情。但文章笔锋一转，事无钜细地列举出一大批政要名人与自己的深情厚谊，说别的照片还可说，这些照片是万万丢失不得的，这就使人不禁有喧宾夺主之感。如果我也与该人有旧，知道我与他的照片也在丢失之列，那我听了前半部还会义愤填膺，等听到后半截便十分泄气，不禁与古代割席的管宁深有同感，想到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
至于说我们时常可以读到的某些有关名家细节的争论，如某某大师的结婚地点、家中陈设，等等，不但成为学问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还引为自己与名人的亲疏证据。当然只要不是最后搞到恶语相向，反目成仇，这也倒还属于正常范围，无伤大雅。只是在我们看客这厢，除了读到名人轶事之外，还平添上一些茶余饭后使人哑然失笑的谈资。或许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文章的作者，但后来只要有识者从旁提起当事人平常的为人处世，大都能与文章透露的“外在功夫”暗合。此皆“文如其人”之谓也。
不过，经过荒唐无稽的世事沧桑，凡事有时也不一定能用常情理论。有桩往事，由于近日看到的一篇文字而感到值得一提。
记得那是好些年前的事，我在准备出国之前，曾到医院去看望过一回国学大师顾颉刚老先生。原来读过顾老先生的几大本有关古史辨的论战文章，记得最为深刻的是，顾老先生在序言中抒发自己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心路历程，其中使我久久不能忘记的四个字就是他说自己的秉性是“桀骜不驯”。所以顾老先生的女公子带我一走进北京医院的病房，我就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应答此位“桀骜不驯”的名士。令我失望的是，见到的是一位极为敦厚的谆谆长者，轻声曼语，态度可亲。临别时还修书一封与我，字体娟秀异常。
回到家中，仔细玩味顾老先生的谈吐和书法，总觉得顾老先生对他自己的评语“桀骜不驯”言过其实。转念一想，推测当年正处在五四文化革命时期，言辞过激大约总是在所难免。不想就在此后二日，顾老先生竟溘然长逝。
前几日，偶然读到顾老先生的女公子顾潮记述其父的文章，其中的几个段落完全改变了我原先对顾老先生的印象。或许我根本毋须多置一词，只要引出精彩的原文在下面便好：
“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我一向自信，在学术上，在道德上，都是站得住的”。
（组织上要我们）“互道资产阶级思想，作竞赛”，“组织上要我们每人自认资产思想，列举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诸项，众皆争认，予独以为无有”，“众大哗”。
“我这一生，除了在封建家庭里强迫度着组织的生活而外，一入了社会，就只知道发展个性，过自由散漫的生活，永远‘称心为好’，不知道有什么服从领导、集体生活、群众路线这些事情。”
“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
顾家女公子下面的这项记述最为生动，甚至可以作为今日“反贪”的一个“反照”：“在三反运动中，父亲是一个不重要的脚色，‘本想不出什么来。自听了两天的报告与提意见，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毛蒜皮也。盖贪污、浪费，在旧社会中本亦视为恶德，故予兢兢不敢犯，兹所提者皆平常不视为贪污者也’（七月十九日记）。比如，从前在燕京、齐鲁两个大学里教书，教会学校总是供给住房的，不用付房租，此时父亲无可奈何，只好说不付房租就是‘贪污’；又如，他在上海几所大学里兼课，此时便说兼课是‘贪污’。所以，父亲在他自己所开的‘贪污单’里，有‘解放前一千二百余万，解放后四十八万’等语。他对同事戏言道：‘可套《金刚经》语曰：所谓贪污，即非贪污。’（七月二十四日日记）。”
我这时才顿觉顾老先生果真是“桀骜不驯”，只要看看这等日记历经浩劫而能依然存世就当属异数，只是似乎与“文如其人”的结论相悖。现在我身在海外，回头看去，才对旧事洞若观火，我等的凡胎俗眼，如何能识得大师级人物的诗外功夫？！
吉光片羽斋，九九年六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