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预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六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就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现在，毛需要召开党的全会了，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十一个月。
毛泽东在这个历时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将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上述两件任务完成，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也就完全成熟了。
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主持起草了批判前中央错误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该〈结论草案〉将遵义会议前的中央路线错误定性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却并没有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相反仍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毛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及中央派往江西苏区的代表团在到达江西后，全力支持了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的方针，撤换了主张稳妥解决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替换之。如若否定四中全会，将无从解释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当年所采取行动的正当性。因此，毛在1941年秋的〈结论草案〉中，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1931年9月20日，以该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一个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件为标志。其理由是，读文件忽视日帝侵华将造成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仍一味盲目强调反资产阶级。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乃是，到了1931年11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对毛泽东有关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张展开了批评。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毛泽东已牢牢控制了中央，他将有更大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写中共历史。在毛泽东看来，此事既重要，又迫切。
在毛泽东之前，中共党内也曾有人利用撰写党史进行党内斗争，甚至以此达到改组中央，使自己一跃进入中央核心层的政治目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930年王明在上海秘密撰写批判李立三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又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博古等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也因此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尽管王明和毛泽东在利用修撰党史进行政治斗争方面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细加研究，还是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仍存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王明的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王明在撰写《两条路线》时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小册子表达的仅是他本人以及一批留苏学生对党内纷争的看法，虽然王明的观点以后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是王明的小册子并没有经中央全会通过，也没有作为党的正式结论而下达。
其次，王明的小册子重点论述的是他个人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不是对党的整个历史的总结。1938年后，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又名〈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共党史〉），张闻天开讲的这门课仅叙述到1927年国共分家，对1927年后党的历史甚少涉及。概言之，四十年代以前，中共还没有一本较正式的被党中央通过的党史范本，也没有一个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式文件。
或许是受到王明小册子的启示，更或是毛泽东心理中对“名正言顺”的强烈要求，从遵义会议始，毛就极为重视在党的决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遵义会议决议〉虽然由张闻天起草，但主要反映的是毛的观点，毛在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实际上已否定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方面。1941年，毛为了彻底颠覆原中央的政治合法性。精心编纂《六大以来》，到了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全面批评原中央路线，会后又亲自动手，起草了会议的〈结论草案〉，对修订党的历史决议显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但是毛泽东知道，修订党史一事事关重大，要使自己的论点无懈可击，让党内高层心服口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关键问题在于：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论草案〉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大区一级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还未开展，如果在作中央结论之前，先对大区一级的党的历史进行总结，这就可为正式作好中央结论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