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要写诗、要画画，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我就和法国作家佐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没有圆房，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号，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时候，告诉过她：“别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来，我就知足了。”所以，这会儿，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我们都是在倏忽间，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昆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人如戏子，人生如戏，游戏人生，戏剧人生。最后这一出，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叫《乔迁喜面》。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其他牢房的犯人说，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面，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我们也如法炮制，人人都躺在炕箱上，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什么响动，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据说，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忍受不自由莫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唱到这儿，我觉得这只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我不再小声哼哼，而是开始放声歌唱，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在死刑号里，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一时间，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然后，脚步渐杳，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天哪，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别人都静了下来，听我的歌。那时候，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我就知道，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我也在炕箱上，抬起双腿，然后绷直两条腿，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180度，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落在地上，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我才听见，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索家麟说，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他们聊得好着呢，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在运动中逃命，越过了黑龙江。据说，让“苏修”装到麻袋里，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为了未来的幸福，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她铤而走险，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那次投信后，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