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报告班长，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我就知道了：这是遇罗克，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主动，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官方安排调号，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人们都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此前，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
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启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著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烟，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竖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勋，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文革中某些人别那么狂”的苏色（读作晒，三声），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