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O年二月九日），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哪出戏并不重要，有戏就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王涛，宋惠民，朱章涛，田树云，张郎郎……”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贺，说：好啊，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发什么发？纯粹是骑驴啃烧鸡——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人们纷纷说：挪就好，挪就好。
干净麻利快，没过几分钟，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里。然后，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被砸上了死铐、死镣，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大年初二的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七十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这条街已经被封锁了，远处街口堵满了翘首以望的好奇市民。我们自己提着行李，走到车边交给警察，他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我们的行李绑在汽车顶上。我们这些叮叮铛铛的人，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过去听老狱底们说过，这种捯饬的犯人被戏称为“哗啦棒槌”。
一位警官在开车前宣读了一篇什么文件，那文件并没说为什么要挪动，去哪儿，干什么，只是警告我们在押送途中，必须老老实实，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他们从来不说要紧的，光说万一的。
我们路过冀县，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上来的也全是“哗啦棒槌”。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可以说，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看来，她在冀县也关烦了，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第一次集合的时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一点儿不打眼，低眉顺眼，因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著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他悄悄告诉我：“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那么迷茫，那么优雅。”原来，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我和老七胆子大，就建立起来和女犯之间信件传递的秘密通道（我后来在小说《烤肉周》里讲过这个故事。在小说里讲我自己和周姑娘通信，而实际上和她通信的是别人），我和孙秀珍真的开始通信。过了不久，在监狱学习班里，几乎所有犯人都知道了这个浪漫故事，而我们俩以为这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知道的秘密。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孙秀珍做了发言，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生死相依呀。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里，我们已经告别了社会的生活，也告别了社会上的身份。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我们都很愉悦，读得脸红心跳。那是我们黑暗惨淡日子里，最艳丽的一道晨光。显示着生命力的活泼和顽强。
可惜，在一号通令下，我们并没被分配到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