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日本留学本该今年毕业后回中国的学生，因疫情没有航班滞留日本。她已将租住的房子解约了，在日本的留学签证到期换为“短期滞在”签证，这样她连打工的资格也失去了，没钱、没地方住，生活顿成问题。
她曾经打工的一家静冈市的小小拉面店，向她伸出援手。女生名叫胡金丹，拉面店叫她“金酱”。店长对记者说她帮助金酱，是因为“她现在真是很困难。当我看到这样的她，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一定会后悔的’”。店长把金酱的情况放到网上，表示在4月16日该店定休日这天义卖便当，将当日的营业额全部捐给金酱，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来帮她渡过难关。
这一天，店里所有的员工都放弃休息跑来义务帮忙，店外大排长龙，店内订餐电话不断。店铺关门前，员工聚在一起，由店长把当日卖掉的500份便当的营业额和大家给金酱的捐款，共计30万日元交到金酱手上。捧着这份沉甸甸的心意，金酱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只能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断的鞠躬说着谢谢……。
引述这个故事的一位旅美华人说：想到前不久沈阳杨妈妈粥店门前挂出“热烈庆祝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横幅，两相比较，真是五味杂陈。
2月初，疫情还没有在日本爆发，日本送出大批医护物资去中国，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句子。3月底，美国和日本疫情相继爆发，3月25日就有杨妈妈粥店的横幅。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人的坏心，粥店店长解释这是为了招揽顾客而挂上的，在中国网上，还获得十万个赞。
接下来在4月就发生静冈拉面店金酱的事情。
这件小事反映的不是日本民族的宽容和中国民族的狭隘，而是许多中国人长期在极权统治的国家民族意识熏陶下，已经失去了对事实的认知能力，甚至失去作为一个人、一个生物体的本性。除了自己，他们眼里和思维里就没有一个个具体的他人。讲到美国，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提到日本，就是抗日神剧的侵华日寇。不仅看不到具体的美国人、日本人，也看不到除了自己和至亲之外的其他中国人。脑子里的美国、日本、中国，都是抽象的而不是由人组成的概念。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家利益凌驾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这是国家权力最大化的宪法。与公民个人权利最大化的国家正好相反。个人权利最大化的观念是：如果国家政权不能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权。
不管中国拍了多少荒谬的抗日神剧，日本人看到的金酱都是一个人，不认为她代表中国这个政权；但中国人不管日本、美国送来多少抗疫物资，对“风月同天”“与子同裳”都视若无睹，他们看到的都是物质，送来物资一定有国家政权的“用心”，看不到有个人真情。
小粉红们在网络上对外国疫情幸灾乐祸，英国首相约翰逊住院后中国网民有几万个赞，方方日记在网上刊出时，《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日记还表示“予以尊重”，而一旦传出日记在美国出版的消息，他就国家主义上脑，说是“被国际政治捕捉到”，“性质不一样”了。
中国宪法中，列有许多条公民需要履行的“义务”，而香港《基本法》所定的居民义务只有一条，就是遵守香港法律。国家权力最大化和公民权利最大化，就是两制的根本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