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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圣加伦有感

——兼忆旧公主府

2020-04-05 06:21

来源:

二闲堂

作者

作者:

维一

过圣加伦有感

今年夏天我到了瑞士。事后我在想，如果此行没有去过圣加伦，也就没有看到圣加伦修道院的藏书楼，那么我会有多遗憾。

由于我的疏忽，直到出发前的那一刻才发现，在精心安排的旅行计划中似乎应该添上圣加伦市，那里闻名的修道院藏书楼或许值得顺路一游。等到我们从修道院藏书楼的大门出来，知识与文化沉积所产生的那种震撼力久久不去，这才发觉果然不虚此行。

那天清晨，我们是坐火车从琉森湖经苏黎士出发的。到过小国列支敦士登的首府瓦杜兹之后就换车西行。前几日，从德国的博登湖上坐轮渡过瑞士这边来的时候曾经路过这里，所以轻车熟路，毫无困难就抵达了圣加伦城。

圣加伦城也是圣加伦州的首府，圣加伦州在瑞士十四个州里面是最东边的一个，再往东就进了奥地利，这里可以说是欧洲腹地中的腹地了。交通并不算十分方便，按说于政治，于经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然而这里有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修道院中又有一所藏书楼，却是闻名遐迩。

这座修道院的藏书楼从中古时代绵延至今，真算是一份奇迹了。说来也确是令人不可思议，古典时代的文明居然就会败倒在蛮族的刀兵之中，而且这一败，竟就败了一千年。罗马文明在中世纪消失以后，真是湮没无闻到这样一种可怕的程度，竟然几乎无人知晓，其后浑然不知文明为何物，直到文艺复兴的来临，而多少残存下来的记载只能见诸于欧洲寥寥可数的几处修道院中。

过去读欧洲的中古史，总是不大能够体会希腊罗马的文明丢失掉在北方的蛮族入侵以后，文艺复兴是如何重振旧日的雄风，而文明的遗孑，又是到底如何由了文字的记载，才能留存到千年之后文艺复兴的那一刻得以张扬。这种长时间的文明断裂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于我是很难明了个中的究竟。

我曾参加过几次在欧洲的考古发掘，也造访过不少文化遗址。那些废墟和遗存给人的是凭吊往事的现场感觉，却很难再现文化延续的轨迹。圣加伦修道院的藏书楼才让我终于看到文明的香火是怎样传承的。

欧洲修道院的起源已经是漫不可考的了，但最早的当属卡西奥多罗斯退隐之后修造的贝尼万托修道院。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其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却大多为爱尔兰传教士所建。这与爱尔兰得到圣·帕特里特的传教颇为成功是密不可分的。我想，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至今在美国最大的爱尔兰人聚居的波士顿地区仍然保持了庆祝圣·帕特里特节的风俗，并非毫无道理。看看欧洲中古时代最重要的修道院，除了贝尼万托的修道院之外，瑞士的圣加伦，法国波艮第的吕克瑟意、德国的维茨堡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以至意大利北部的塔兰通和博毕欧，大多数修道院都是出自爱尔兰传教士之手。更加有趣的是，这些修道院大都具备一所藏书楼，而且不仅收藏了宗教的典籍，还都允许收藏世俗的文献。正是这些收藏才保留下古典文明的些许遗孑，成为后世复兴的火种。

走进圣加伦修道院的藏书楼，外观上并无特别之处，进到大厅才发现其巴罗克大厅竟是如此堂皇。圣加伦修道院藏书楼的前身原是圣加尔本笃会的图书馆。公元六百一十二年，爱尔兰传教士加鲁斯就在圣加伦这里开创了僧侣修行的地方。七百一十九年，圣奥托玛继而发展成本笃会修道院。早在公元九世纪，这里就是宗教、知识与经济的著名中心。这座城市也就以加鲁斯命名，称为圣加伦。此后，古典时代、基督化时期和日尔曼时期的文化在这里交织成圣加伦特有的文化凝结体，许多在欧洲文化史上知名的文人墨客都曾在这里留名。

在保存文明火种的事业上，圣加伦修道院和另外几处中世纪修道院的藏书楼无疑功不可没。而这座旧日的藏书楼得以精心保存至今，正好说明了人们珍视其在文化传承上的地位。我想，这也是联合国为什么把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所在罢。走出圣加伦修道院的藏书楼，建筑上分明镌刻着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铭文，想到它于西方文明的意义，倒也名至实归，只是看到藏书楼里那些封在橱窗和书架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图书，尽管知道那是为了文物保护的缘故，但总不免有拒人千里的感觉。

由此让我想起多少年前曾经与一处图书馆旧址“一亲芳泽”的往日旧事。

京城里曾经有一座旧公主府，公主府里有一座公主楼，公主楼后来成了大学的图书馆，这就是时下燕京校园里美仑美奂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象圣加伦修道院的藏书楼一样，这座图书馆实际上也曾经有过它在文化传薪上的地位，只是时运不济，且不要说申请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如今是连遗址都已荡然无存，荒不可考了。

说起这座地处景山东侧沙滩后街的旧公主府，倒也有番来历。这里最早的主人原是乾隆纯惠皇贵妃的四女和嘉公主，因不是皇后所养，并不是固伦公主，但据说她能言会道，深得乾隆宠爱，后来下嫁大学士傅恒的二子福隆安，只是阳寿不高，乾隆三十二年就殁了。

这傅恒当初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乃乾隆之孝贤皇后的亲弟，深得乾隆的宠幸，出将入相，做了多年的大学士。傅恒长子福灵安，封多罗额驸。次子福隆安，封和硕额驸，做过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封公爵，娶的就是和嘉公主。三子福康安，任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四子福长安任户部尚书，后又封侯。这些都是《清史稿》上有传的人物，就是时下走火入魔的“戏说”清宫戏里面也不免总要捎带安排几个二三流的演员扮上他们父子几人以示尊重历史。

而且民间传说傅恒的三子福康安乃乾隆帝与大美人傅太太私通所生，金庸先生的《雪山飞狐》里就有此类说法。至于蔡东藩先生的《清史演义》里，说到此处更有让人浮想连篇的批语：“不胜酒力，却胜人力”。无论如何，单这几重关系，就可以想见此处公主府当年的风头之健，真可谓满门富贵，举朝莫及。

到了光绪年间，康梁变法维新运动风起，实行新政，这处公主府又成了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地。入民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当年多少学富五车的泰斗学人出出进进，自也是风光无限。如果说到近代政治和文化，无论是“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发蒙，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大都出于此门之中。

无论如何，这座公主府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这也就是多少当年曾在此处旧公主府里的北大学人梦萦心徊，每每忆及便其情不能自已的缘故。

然而面对无数学人关于老北大的回忆，我不免惭愧。因为我在故国实在无缘进过一天大学的课堂，因此也就无缘忆述往日之盛。不过，因缘既会我却见识到了这处北大旧址的废弃，特别是还曾经借住在老北大图书馆旧址的公主楼上，看着它如何渐渐地破坏，然后坍倒、拆除，直至最后的遍寻无着。虽然我无缘看到它的开头，却有幸看到了它的结尾，这也应该算是百失一得的缘份罢。

记得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初夏，我从云南西双版纳农场踉踉跄跄地回到北京。家破之后，京城里几无容身之地，最后只好设法到这处公主府里来避难。

不过此时公主府已经不是北京大学的校园了。五十年代初，政权易手之后不久，据说为了学习苏联，发起院系合并案，大约也可算是“新政”之一，北大迁进西郊的燕京大学校园。此后出版教学用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就从西城的佟麟阁路搬到了这里，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共享这处公主府的宅第。

我在少年时代曾经不时出入这处院落，那时的公主府还多少有些往日的气象。记得门口有一对石狮，三开的红漆大门。前院有些灌木花卉，左手边是大食堂。对着大门是一座长形廊房，掩住了内院的情形。廊房前还有一块影壁，那个时候已经用来涂写政治口号。眼下手头恰好有张大门前的照片可以为证，影壁上写得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穿过过廊是公主府的正院。正厅之前是一座荷花池，池中的石碑上托起一方日晷，碑侧篆刻着易经系辞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样的句子。后来荷花池终于被填掉，据说反苏防修的年代在下面挖了防空洞。再后来，防空洞又作了公共食堂冬储大白菜的地窖。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地震，我还寄居在院内，听说政府提倡的是自力更生的防震抗震精神，于是我也就死了等待外援的期望，随了众人在荷花池旧地上盖起了以油毛毡为顶，塑料布为墙的防震棚。

正厅却是十分有名，也是如今公主府里硕果仅存的建筑。当年在北大的时期，不知有多少学者名流都在这里演讲过，而在这里举办的最著名活动之一大约要算是刘半农先生的追悼会了。当时挂起的挽联里面最为脍炙人口者，当属赵元任先生的“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日前参加剑桥新语社为赵如兰先生举办的八十华诞聚会，便教人想起当年赵元任夫妇到巴黎看望刘半农的时候，如兰小姐尚未出生，而今已年过八十。光阴真如白驹过隙，特记感触于此，一叹）和林语堂先生的“半世功名活着真太那个，此后谁赞阿弥陀佛；等身著作死了倒也无啥，而今你逃狄克推多”。据说刘半农曾经为之作传的赛金花赛二爷那天也到了场，并且送了挽联，而捉刀者正是刘先生门下的商鸿逵，后来这段往事在解放后成了商先生如何也交代不清的麻烦。如今这里已是“老干部活动中心”，里面也挂了不少书法和国画的立轴，只是大约没有人理会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前朝旧事了。

最后一进院子是当年的公主楼，二层木结构小楼。眼下在京城此类建筑已很不多见，还是前些日子回京，我在和嘉公主的同父异母姐妹，嫁给蒙古王公的和敬公主府里见过类似的木楼（那里正在大兴土木修缮，但愿不是因为和嘉公主的庶出身份才使得她的旧府如此凋零）。北京大学初创的时代，这里曾经是图书馆，一直用到图书馆搬去红楼那边为止。至于后来的北大红楼，松竹府夹道，以至如今燕园里美仑美奂的北大图书馆，充其量都不过是它的后身而已。眼下我正好手头有当年美国人总教习丁韪良和其他一些人在公主楼前的合影。那应该是离京师大学堂刚刚开办相去不甚远的年代，但居然和我后来在七十年代寄居的时候外观差不多，尽管这时公主楼里已经塞满了或从干校逃回京城，或是当年坚持不走的十几户人家，但基本的格局大致如前。或许正用得上李后主的两句词来形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我就是在整个公主府尚未大变，但是已经满目疮痍的时候寻到这里，请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留守处收留的。因为文化革命，学校都已停课，既是如此，当然教育出版社顺理成章地也关了门，所有职工统统赶到农村劳动，只有几个留守人员看管着偌大个差不多已经荒废的公主府大院，由于乏人看护，院子里早已是荒草萋萋，破败不堪。

幸好留守处的老高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勉强同意我在公主楼的楼上一间小房子里面暂且栖身，并且借给我一付床板，一套客房的被褥和一张已经没有了抽屉的小桌子。我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个小炉子和几块蜂窝煤，一口锅，一把菜刀和一副碗筷，后来又在院子里旧日食堂的劈柴堆里寻到的一块木板权充切菜的案板，虽说寄人篱下，但总算是安顿了下来。

我住在楼上从西边算起第三间的狭窄小室，摆好床铺桌椅之后仅够容身。另外因为公主楼内并无上下水道，所有住户，无论是洗衣做饭都要到楼下水房打水。记得知堂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曾经提过，上个世纪初年他在北大的时候，办公室是在公主楼对面的一间小矮房内，并且还调侃地说，似乎近在咫尺却无缘一亲公主的芳泽。现在想来，知堂先生当初的办公室似乎就是这处公用水房，而今我的住处似乎比他的办公处要高明许多，居然跃居公主楼上了。

后来发现，我住在公主楼还有一项“三不管”的好处：因为它地处出版社大院里面，所以街道并不大来找麻烦，他们或许把我看作是出版社的“遗少”；出版社已经撤销，也就不来打我的主意；尤其是我根本没有京城的户籍，派出所却找不到我的头上。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月，我居然没有象别的“知识青年”回京小住时那样受到不堪其扰的盘查和讯问，安然在京城里一住就是几年，直到最后混到一纸北京户口为止。

而且大院里面到底多少还留有旧日书香的遗韵，如果我不慎露出了正在读书的马脚，院子里的住户偶然发觉也不以为忤，反倒时时给我以教诲，这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往事。

公主楼早已不是旧日北大的图书馆，但靠着它与外界疏离的安静环境，无论公主府外如何红旗招展，锣鼓震天，我只管躲进小楼，心无旁骛地潜心读了一些书。大约也是因为曾经有过这段笨鸟先飞，未雨绸缪的经历，所以才在国门洞开之后总算有了一点机会，说来这也是后话了。而那些图书或是向友人秘密商借，或是在秦火遗孑中暗中搜寻，假以时日，居然也陆续积攒了一些好书，增长了一番见识，在文化革命中全然断了香火的前朝纷繁旧事中渐渐梳理出了来龙去脉。如今在海外，当我忙于生计而无暇它顾的时候，就不由得对那荒唐岁月里的数年闲暇有了一丝莫名的眷恋。

混混沌沌，昏昏噩噩之间，我在公主楼上的狭室内一住就是六年，直到地震将公主楼震裂为止。地震之后，我就搬到前院荷花池旧地上自己动手盖起的防震棚里。工人上房修理公主楼，竟然在房檩上发现了一整木箱金条，想来是当年营造公主府时放在那里镇屋的宝器。事后同院的武君不无遗憾地对我叹道，金条距我只有十几公尺之遥，而我竟毫无知觉，可见全然不具慧根。大约也正是听了武君对我的这番评判，如今到了海外，多少“乐透”大奖我都毫不动心，决不染指，其原因就在这里。

大约是我在公主府借住了六年的尾上，政府终于发现教育还是要办的，于是教育出版社顺理成章也是要办。不久就收到通知，要求我搬出公主府大院，此时我在故宫已经听了两年的差，刚刚转到考古所读书。家破十年之后，总算迁到了西直门内一处楼房暂且栖身。搬家的时候，我在旧公主府中的全部家当没有装满半个卡车，其中一多半还是在公主楼上惨淡经营从各处搜罗来的书籍。帮我开车搬家的司机老胡说，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是不一样，不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了，资产阶级的家当也用不着了。这话当真不错，六年过后，我除了购置的一份铺盖之外，生活用具仍然只有刚刚回到京城时买的那只蜂窝煤炉子和炒菜的铁锅，外加一付碗筷。不过，我心里倒是十分清楚，在旧公主府这六年的经历却是再大的车也载不动的。而且绝对没想到，这六年里，我的自学教育竟是在这处旧公主府，原京师大学堂，后改北京大学，兼关了张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中完成的，特别是那座公主楼的图书馆旧地更是让我无法忘却。

接着后来就是一阵穷忙，如今屈指算来，离开旧公主府竟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此后偶或也到这处公主府来过几次，不过时过境迁，能够识得的面孔已然不多，能够说上一两句话的人就更少了。只是时常会听说，住在大院里的某某人去世了，某某人搬出大院了，或是大院里某某处的一片小院又毁掉了，某某处的回廊也扒了。但是从公主楼楼顶上拆出一整箱金条的好事是再也没有听说过。

因为那六年的流离生活，所以如今身在海外，我依旧时时留心它的变化。去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到京城，最想去看看的就是这处旧公主府。没有想到的是，等我走到近前，早已面目全非的旧公主府已经沦落至此，就象美人迟暮，到底也应该留下些许风韵，不想如今竟令人不忍卒睹。公主府里面的大部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大门与石狮早已是没有的了，荷花池当然也已不见，公主楼、小跨院更是无影无踪，只有大讲堂躲在水泥堆成的楼房后面不知如何自处。

好在如今似乎也多少明白了一些文物的价值，于是便筹划在门口设置标志，说明这里曾经是一处相当重要的历史遗址。然而现在连一处可以安置这个标牌的地方都已经没有，只好在西斋宿舍门外墙上嵌进一方汉白玉石砖，上书“北京市文化保护单位”。不过以它眼下的面貌而言，这处旧公主府，或者当初做过北大图书馆的公主楼，与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再也无缘了。

我在公主府院内草草转了一周，实在是没有什么旧地可以值得勾留与徘徊，于是匆匆料理完一些琐事便准备离去。这时忽然想到，离开公主府之前应该再去看望一下武君，他大约是我在公主府借住的六年中硕果仅存的朋友。武君从小就住在这里，对旧公主府的变迁了解甚深。等我寻到他的办公室，不想他在办公之余，吃中饭时却喝得酩酊大醉。和他一起痛饮的一位同事腿脚趔趄地向我一再道歉，但坚持不能让我进入办公室，说是武君的醉相太差。我赶紧回复说改日再来拜访。

就在离开故都之前不几日，到底还是让我寻到了武君。谈话间，我想向他求证旧日公主府的布局，特别是公主楼的确切位置。他似乎还带着浑身的酒气，颓然地说：“没了，没了，全没了。你说话就要回美国了，瞎打听这些没用的事儿干嘛？！”

如今坐在从圣加伦返回琉森湖去的列车上，我闭上眼睛，感觉着铁轨与车轮间单调而有节奏的撞击声，武君酒后之言，言犹在耳。

旧公主府的今昔照片

老北大西斋门口。和嘉公主府正门已完全拆除，说明石碑只好嵌在西斋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