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被调、罗荣桓接替山东全面工作之际，在全党范围正是整风转入审干、反特的阶段，如何开展山东的整风、审干运动马上就成了罗荣桓急待面对的紧迫问题。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由朱瑞任书记的中共山东分局曾发出通知，部署全区开展整风文件学习和检查对照工作，但是一则当时战事频繁；二则刘少奇来鲁忙于调查领导班子中的意见分歧，山东的整风实际上尚未展开，所以山东根据地大规模的整风是在战事相对平稳的1944至1945年才进行的。
如前所述，山东的整风主要是解决上层的意见分歧及领导机构的调整，这个任务在罗荣桓就任山东分局书记后实际上就已完成，但整风并非仅仅是清算上层的路线，解决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它还包括在党的中下层普遍开展思想革命、培养新人、审干肃奸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在涉及这些关键问题上，罗荣桓显示了他谨慎、稳妥的领导风格。
整风转入审干后，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已寄到山东，但罗荣桓明确反对在山东搞“抢救”，他下令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康生的小册子虽然被停止下发，但开展“抢救”毕竟是来自延安的指示，更重要的是，延安已向各大根据地派出干部推广“抢救”经验，派到山东的特使，就是被安排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山东分局总学委副主任的舒同，他于1944年9月从延安来到山东，具体主持山东的审干工作。
舒同抵鲁并没有动摇或改变罗荣桓在山东的地位，罗作为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刚刚被委任负责山东的全盘工作，山东的整风领导机关总学委也是由罗任主任。然而对于延安的指示，罗又不便直接加以反对，因此，罗荣桓同意挑出几个试点单位用延安的经验来指导运动。
延安的经验并无特别的奥妙，这就是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尤其在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普遍运用的以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暴露敌人，“引蛇出洞”，再累而歼之的策略。这个策略来源于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该决定提出，为了使内奸分子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舒同来鲁，即负有推广此经验的使命，根据延安的部署，“全国（各根据地）都要通过民主检查暴露特务”。
但是在公开场合，对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释：这就是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至于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参加民主检查大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一点也不知道，召开这种大会的真正目的是“钓鱼”，即以开大会的方式使“内奸分子”产生错觉，以为有机可乘，跳将出来而暴露其“反党”面目。
在舒同的影响下，中共山东分局于1944年10月13日发出〈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令后的指示〉（又称〈双十三指示〉），要求全区工作一切以整风审干为主。11月1日，山东分局又发出〈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该文件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经常表示的某些观点，〈补充指示〉说，山东许多同志“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针对上述情况，〈补充指示〉提出要“大搞民主”。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
果其不然，在几个试点单位：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省的政权机构）、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分局机关报）、军区特务团、军区卫生部根快出现了大呜大放的局面。上级领导鼓励大家“有话就讲，有屁就放”（此是毛在整风期间创造的名言），大民主终于将“鱼”钓了出来，许多党员干部运用壁报、发言、漫画，将批评矛头直指上级领导。分局常委兼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席黎玉因“官僚主义”问题，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生活特殊化”问题首当其冲（陈沂有一匹专用乘马和他本人喜食辣椒，在当时被视为是“特殊化”），受到较多的批评，一时间各种自由化言论“就像洪水决堤似的泛滥起来”。在这批人中，最有名的是当时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的王若望。在民主检查期间，王若望十分活跃，他表示拥护罗荣桓，但对黎玉十分不满，认为黎玉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
本来开展民主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王若望自己跳出来，正好撞在枪口上，他被称之为“山东的王实味”，并被认为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煽动其它人来反党。在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决定将王若望定为“特务”，并把王若望的情况电告延安，延安也发来电报，同意将王若望定为“特务”。
在王若望即将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刻，罗荣桓站出来讲话了。罗明确提出，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的表态拯救了王若望，罗约王若望单独谈话，对王的言论没有全盘否定，但批评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否定山东全局是思想片面。
罗荣桓对于召开民主检查大会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发扬民主。“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但坚决反对用这种方法来“钓鱼”。罗荣桓认为，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至于“民主检查大会”，既然已经开了，就要明确目的，这就是检查“改进领导，而不是暴露特务，暴露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