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华中根据地包括苏北、苏中、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等地区，是新四军控制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正式就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根据地最高领导人。1942年3月，刘少奇前往延安，推荐其老部下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政委。刘少奇回到延安后仍不时就重大问题向华中发出指示。次年10月，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盱胎县黄花塘组织召开高干会议。就历史上陈毅与毛泽东关系不和之事向陈毅发起围攻。会后，陈毅被调回延安，华中与新四军的整风、审干基本是在饶漱石领导下进行的。
与华北相比，华中根据地有其特殊性。抗战之初，国民党军队自华北大规模后撤，华北根据地面临国民党军的压力远比华中小。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集聚着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根据地与国民党区域犬牙交错，承受着侵华日军、国民党军队，尤其是桂系军队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华中根据地紧邻沪、宁、杭等大城市，许多知识分子先后投奔新四军，知识分子干部在新四军中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华北的八路军。
1943年华中根据地的整风转入审干后，有两类人员首当其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第一类人员是过去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抗战后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第二类人员系抗战初期曾在桂系军队或桂系控制的苏皖地区从事统战，或在国共合作政权担任过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
在整风、审干运动中，华中各地及新四军各师的情况不尽相同，运动进行最为激烈的，是淮南与淮北地区。
1943年，遵照延安的指示，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一元化领导，谭震林成为淮南和新四军二师的最高负责人（谭任淮南区委书记，二师政委）。谭震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老部下，在“路线斗争”中一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1943年黄花塘高干会议上，谭也以当事人的身分参加了对陈毅的批判。谭震林的工作作风一向是大刀阔斧，对落实延安部署的整风审干工作自是雷厉风行。
整风转入审干后，延安中央书记处给华中局发来密电，指示在军部和二师一部进行“一般的清查特务分子的运动（公开名义为审查干部），以便能在华中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紧接着二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被打成特务。在华中局召开会议期间，三师师长黄克诚向谭震林询问二师的“抢救”情况，谭震林告诉黄克诚，二师每个团的“特务”都是“数以百计”。其中，二师政治部一来自上海的女知识分子干部不仅自供为“特务”，还咬出其同学——二师师长曾希圣的爱人也是“特务”。
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性格深稳沉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亲历过苏区“肃AB团”的斗争，因而对“抢救”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抢救”开始后，军部接到延安电报，延安已有人供出扬帆是“特务”。军部要求黄克诚立即逮捕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并将其押送军部。黄克诚没有将扬帆扣押，而是让其前往军部开会，扬帆在军部被逮捕，关押长达一年半，直到1944年末才被甄别释放。
1943年4、5月间，黄克诚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应接受苏区“肃AB团”的教训，华中不要搞“抢救”，以免发生伤害无辜的事件。黄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搞“抢救”运动，再则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但是黄的建议未被华中局和军部接受。在上级命令下，黄克诚不得不执行“抢救”的命令。为了稳妥起见，黄先抽调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三师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黄发现被审查者一经审讯就乱咬一气，马上意识到“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于是黄克诚下令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抓的人统统释放。黄并迅速通知苏北各地委和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
黄克诚与二师师长曾希圣是老战友，1928—1929年两人还曾有过一段患难与共、共同找党的经历。黄在华中局会议期间见曾希圣因爱人被指称为特务而愁眉不展，特通过二师政委谭震林，亲自找那位咬出曾希圣爱人的二师政治部女干部谈话。该女干部一口咬定自己是“特务”，将情节说得活龙活现，在黄克诚的细心盘问下，女干部终于承认自己所说全系伪造，自述因为压力太大，非承认“特务”不能过关。这样，曾希圣爱人特嫌一事才得到了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