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上，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干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从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每个月的历史。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人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白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有联系的其它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它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人”。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的民主大会。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人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阱，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运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示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书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一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他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的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
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它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的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