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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38)

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其思想一向左倾,同情中共,抗战后被胡宗南延聘为高级参谋。1943年4月初,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胡宗南派胡公冕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延安与中共方面谈判。这原本是一项正常的人员来往,但是他的到访却意外地促成了4月1日的延安大逮捕。

康生下令捕人的理由似乎名正言顺,这即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而胡公冕恰在此时来延,为了防止边区内部的“特务”与胡公冕“来往”和“联络”,必须先下手为强。

4月1日夜,在延安共逮捕了多少人?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出版物一致声称,约逮捕二百人或二百多人。但是根据师哲提供的数字,4月1日夜逮捕的延安及边区干部超过了四百人,因为就在延安实施大逮捕的同时,边区的其它城镇也同步抓人,绥德专区逮捕了一百人,关中也抓了人(具体数目不详)。

这样,1943年4月1日夜,在延安及边区其它城镇共逮捕四百六十人,分列如下:

延安(边区系统):二百六十人
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人
绥德专区:一百人
关中地区:人数不详

这四百六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说的言简意赅:

“有材料还要审问?”“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

由于认定嫌疑人员不需任何确凿证据,而仅凭保安机关的主观判断,因而确定被捕人员名单几乎就不费任何周折,完全任由康生个人意志决定了。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保卫人员,详细地回忆了1943年3月末,康生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情形: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1943年4月3日,就在4月1日延安大逮捕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又称第二个〈四三决定〉),这是毛泽东正式就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双职,获有对中共决策“最后决定权”之后,所发布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文件。该决定正式提出整风的目的还在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使坏人得到暴露,同时要求大胆怀疑,放手大干,防止运动冷冷清清。文件也稍带几句,在审干反奸中应“注意稳妥”。此种言辞,颇似毛泽东风格,乍看面面俱到,似乎既反右,又防左,实则重点在前,“稳妥”一词,纯系点缀。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4月22日,毛覆信凯丰,同意编印肃奸教育资料。毛特别强调指出,“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点谈肃奸问题。

第二个〈四三决定〉的颁布,迅速将延安的反奸斗争引向高潮,实际上成了动员“抢救”的号角,就在这个时刻,刘少奇也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入到领导延安反奸斗争的核心层。

关于刘少奇在延安审干、反奸斗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即使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对此问题也没有任何涉及。1980年刘少奇被平反,大量回忆文章和研究刘少奇的论著纷纷问世,但是,几乎无一篇文字论及刘少奇与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关系。1998年10月经官方批准,《刘少奇传》出版。该书在谈到延安审干“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时,对刘少奇在其间的作用也只有一句话的描述:“当然,他也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并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以致于到今天,人们只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它领导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活动均不甚了了。

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刘少奇不仅与康生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他还是领导延安审干、反奸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据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透露,刘在3月28日与弗氏谈话时,对康生有所不满,并对王明流露出某种同情,但在4月8日后刘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与康生拉关系了。

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改组以后,领导延安的反奸斗争就成为中共核心层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刘少奇作为书记处第二号人物,参加了书记处研究部署反奸工作的所有会议。4月5日,书记处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号召延安及边区的“失足分子”向党“自首”。十天以后,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延安进行清查特务、开展防奸教育的决定。4月24日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育,并宣布重新恢复总学委,日常事务由康生负责。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

至此,刘少奇成了延安反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隐身其后),原先具体领导反奸工作的康生也成了刘少奇的部属。

在紧接着展开的大规模反奸、“抢救”运动中,康生冲锋在前,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刘少奇一般却不公开露面。那么刘少奇又在做什么呢?身为延安反奸斗争主要领导人的刘少奇,其实做的是审干和反奸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谋划工作,故而在各种动员、坦白大会上不见他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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