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治上的怀疑。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工作也进行得比顺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不清没什么必要”。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