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司马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又经中组部部长陈云面谈，由中组部分配去位于枣园的“敌区工作委员会”报到。中组部工作人员交给司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枣园机关主任秘书曾希圣，司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发现其中一份是介绍信，另一份是中组部对司马璐作的“鉴定表”，上面写着几段评话：
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
这个时期，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尚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许多手续还不健全。以后，组织部门给干部的“鉴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干部转交，也需在信封放口处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档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干部填写的履历表；
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履历的鉴定或结论；
三、干部所在部门党组织对干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现的鉴定；
四、有关干部履历的其它证明材料。
干部个人档案由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科（组织科）管理，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管理。
审干开始后，运作方法仍是动员干部自己报告个人历史，审干人员则从干部填写的材料中查找疑点，在党员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的各种履历表格中很快就可发现各种问题。
1940年6月，延安马列学院在29个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填写的表格中，发现前后一致的仅103人，占总数的33%，“其它67%都是经过了党的无数次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
为什么会出现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现象？基本情况有两类：
一、许多新党员担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视。因此将家庭出身改成贫农、中农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深恐引起组织的怀疑，来延安时没有详细交待，现在仍“将错就错，填下去”。
上述情况在延安各单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组部的高度重视。1940年3月，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诚〉的文章。中组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审干教育，对党员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启发，解除党员“惧怕”、“怀疑”审干的心理，让党员明白审干“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党员改正了过去填表不真实的错误，他过去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党的怀疑，相反，党会认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中组部还要求从事审干的同志要加强对干部表格和各类资料的分析、调查。由于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组部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看法：
党员最初填写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会一次向党老实交待自己历史的，为此必须多方搜集干部的个人资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个人历史的证明人，这又包括几个环节：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证明人；
二、从干部提供的证明处找证明人；
三、从谈话中找新的证明人；
四、从相同时间、相同地区、相同事件中找证明人；
五、从此人的材料中发现彼人的证明人。
即使有了证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提供证明人与被调查对象暗中串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对方。例如，经常会出现证明人提供这样的材料，证明某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同样在监狱中出卖过同志。
二、有的证明人因惧怕牵累，不敢为被调查对象出具证明。
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动员后，干部的各种审查资料都陆续到齐，下一步就是具体地分析和判别这些材料。这个过程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研究党组织对这个干部的介绍资料，这种介绍材料一般具有两个核心部分：
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基本评价，提出对该干部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
二、检查这个干部本人写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写的材料，再从中找出疑点，即组织介绍材料中所提出的重点考察部分，把两者进行互相印证。
继而从他本人写的各种材料中找出可疑与不清的问题。
三、检查他人提供的旁证材料，这也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确定旁证人的可靠程度，从旁证人材料中找出组织介绍材料中提出的重点问题，从旁证材料中再找出受审干部自己所写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经过对以上材料的反复对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该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问题提到干部科科务会议，进行逐个研究，对这个干部作出组织结论或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