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托”虽非毛泽东首创，但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抵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