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布揭露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同时，中央党校也传出揪出了“党校的王实味”——李国华和吴奚如的消息。李国华曾任延安马列学院党总支常委，是曾经留苏的红军干部；吴奚如原名吴习懦，大革命时期曾任叶挺团的连党代表，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4年冬转入中央“特科”，1938年，吴奚如受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的派遣。随同叶剑英在南岳军事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官讲授游击战，以后又担任中共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后转入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后逃脱来延安。他还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现在竟被宣布为国民党特务。消息传来，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强烈的震动，惊悚、戒惧的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4月间方秘密部署的地下审干活动，到了9月，就已获得很大进展，陆续破获的“特务案”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党内暗藏有托派、国特和日特，而自由主义则是产生敌人的土壤。此一形势大大鼓舞了毛泽东，促使他调整整风战略，将整风的重点加速转移到审干、肃奸的轨道上来。
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审干、反特的问题，将原先秘密进行的审干扩大至半公开的状态。毛向与会者发出号召：
我们各个机关学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的、精细的、长期的去清查。
毛泽东严厉指责各级领导思想麻痹，斗志松懈，丧失了阶级的警觉性，他抨击道：
过去我们对这些是采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义！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时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长篇报告，毛在报告中严厉抨击他所称之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偏向——“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毛厉声谴责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
毛并且正式宣布：
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
毛泽东对整风目的的新解释，清楚表明从1942年4月开始的教化与镇制并重的整风正快速由教化向镇制全面转移（2至3月，是整风的动员和“鸣放”批评阶段）。很快，原先交叉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公开战线是以学习文件至为中心的整顿三风运动，隐蔽战线是秘密进行的审干、反奸试点活动——迅速汇合为汹涌的审干、反奸狂流。
整风既以“弄清”党员是否是“半条心”、“两条心”为目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固然不会遭到党内领导层和一般高干的反对，但是如何“弄清”，即运用什么手段对广大干部进行清查，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毛泽东秘密部署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后，也只是由中央社会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作了小范围的试点，绝大多数机关和学校对于如何进行审干、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各单位领导的肃反意识。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康生以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领导审干反特的首脑机关——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双重身分，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有关审干肃奸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康生首先描绘了一幅特务猖狂活动的恐怖画面：敌人已经大量渗入延安和边区，潜伏在各机关、学校，尤以经济和文化单位的敌清最为严重，以致一年来，各种破坏和阴谋活动层出不穷。紧接春康生严厉谴责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警告领导干部，敌人可能就隐藏在身边，必须提高警惕，不得姑息养奸。
1943年1月4日，审干试点单位——中央党校负责人彭真，继康生之后也前往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反奸肃反报告。彭真在会上结合党校破获的“吴奚如特务案”详细“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给到会干部以锄奸工作具体方法的启示”。
康生、彭真的报告为毛泽东有关“弄清”“半条心”和“两条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释，对于将审干、肃奸推向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不甘落在康生、彭真之后，他也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中，正式将“反奸”列为西北局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高岗鼓动各级干部“要从深入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时指示各级领导务必“自己抓紧对于本部门的审查和防奸的领导”，不得单纯依赖边区保安处与组织部，“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会如何与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办法”。最后，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出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并划出了清洗人数的比例，将占党员总数中的10%，包括奸细在内的坏党员清除出党。
于是，原先以打击党内自由主义异端思想与异端分子为主要目标的秘密审干、反特斗争，在毛泽东、康生等的精心领导下，已经发展到普遍清查党员的审干——肃奸运动，斗争的范围也从原先的重点人群扩大到延安的所有党员干部，而动员党员干部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就成了全面审干肃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