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
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著，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吴玉章写道：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年李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