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于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说明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并不十分乐观。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而决不可对延安干部草率处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求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就是实现“文攻”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抽阅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
第二，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可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压力，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中共元老吴玉章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眼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完全是针对其它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