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人给《新青年》杂志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对包办婚姻的无奈与痛苦。最大的难堪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下，你没的选，也没有人要你选。其实，在那个时代，没得选的项目，还有很多很多。只要你不是当家人，就什么都得听人家的。结婚、择业自不必说了，连吃饭吃什么，干的还是稀的，吃多少，都得别人决定。齐白石晚年，都富得不能再富了，每天做饭的米，还得他老人家亲自掌握，每次都嫌米放多了。这是他早年在湖南农村过苦日子的遗留，改不了的。
至于更大的事儿，一般老百姓，连想都不会想。就算民国了，他们中有些人有了选议员和总统的选择权，他们也避之唯恐不远。有皇帝的日子过久了，这样的选择，对他们太陌生，也太危险。
在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里，家庭、官场、社会，高等级的人决定低等级人的命运，替他们做选择，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都说那时候可以白衣致卿相，但白衣想要通过科举登龙门，前提是家里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书。绝大多数种地的农民，就算有能力送孩子去读书，一般也读不出来，不过识几个字罢了。如果有钱，有书，而且自己又勤奋，那么这条科考之路，也是父兄替他选的。绝大多数底层百姓，不过一辈辈重复前辈的故事罢了，没的选。
只有具有相当地位的官宦之家，子弟才有点自由度。不愿意读书，可以选择做纨绔子。父兄即便觉得你败家，没出息，但也不至于把你打死。一茬又一茬的浪荡子就这样冒出来了，败家固然败家，但活得挺逍遥。只有极个别的人，才能在特殊的情况下，选择另一条路，而且走通了，一样飞黄腾达。比如袁世凯，读书科考不成，居然去从军，尽管被同阶层的人看不起，但这条路硬是让他走通了，他本人，比他的时代所有的科门高第都成功。
不会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择，进而不为选择负责任，当然不是国民性问题，这是后天形成的。野鸭和大雁，在家养之前，都是会飞的，而且飞得很远，几千公里的迁徙。但是，一旦被人豢养，翅膀虽还在，但也就是能扑通几下罢了，飞是绝对不会飞了。动物如此，人也是一样，总也不让人选择，自然就不会选择了，此后的一些作为独立个体的特性，自然也就没了。
但是，跟鸭子和鹅一样，如果没有人养了，被逼无奈，也有可能会重新学会飞翔。人一旦被逼到墙角，没有人依靠了，固然有垮下来的可能，但被逼学会选择的能力，则是生存的必须。碰几次壁之后，兴许就会了。
陷入绝境，是一种莫大的危机，但只要不死，也许就会因此而重生。学会选择，是度过危机的第一课。
2017-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