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白下区慧园里6号有一栋残败小楼，曾住着一户李姓人家。户主李剑文，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太平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到南京东流农场当了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紧邻刘长兴面馆的一家早餐店做大饼、炸油条。长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次女在锉刀厂当工人，幼女在读中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李剑文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李回国去了桂系部队（李剑文是李宗仁的远房堂兄弟）。到李宗仁麾下后，李剑文先后任安徽无为县长、凤阳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为官清廉，政声极好。李剑文同情共产党，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在抗战争前夕国民党搞清党，李剑文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列入处决名单。幸得一位朋友热心相救，将此消息疾告林舜英。林立即去面见李宗仁，恳请搭救。程思远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一番交涉，李剑文被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参事之类闲职。
1949年春，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举家南逃。抵广西境时，解放军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家决定返程北上，先回南京再说。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杭州会合，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
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始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市军管会身居要职的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知他是中共地下人员，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交了这个朋友，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这位朋友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作别，并在该朋友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
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秀外慧中，温婉贤惠，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与李剑文结为夫妇，相夫教子，主持家政。丈夫去台后，林靠旧日的一点积蓄维持家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寄些钱款，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到了1960年代初，林舜英眼看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遂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老五李立荣。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立荣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学徒。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使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遨游他的兴趣王国。大量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也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过从甚密的朋友，因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南京市公安局某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中国当时曾上映过很多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
1966年八、九月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官僚家庭，免不了红卫兵小将的光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无资格置身事内，一时平安无事。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和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该剧组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每天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出神奇光芒、从天而降的爱情。在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
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这位女演员一次。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而且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水榭亭待了近一个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回头望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察队成员。解放后，父亲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父亲跌伤右腿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终日嗷嗷待哺。当时我们全家的主食是40%玉米面掺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饼子嚼碎喂小妹，奶粉是想都不敢想的。四个多月大的小妹拒绝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这种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夜，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给我们五角钱，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年，由于“家庭出身好”，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军工院校）读书，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开始时，校长缪忍安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账。我至今记得当时他的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账，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
经过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贴满大字报。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都倒了霉，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积极”的人被戴上右派帽子。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账”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起初倒也安然无事。运动临近尾声，我在一次班会上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在那次班会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己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秋后算账，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账，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完，就不假思索地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志》、《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许多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校党委，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
1960年毕业，我被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是机械制图教师，实际上没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我有“右派言论”。虽非右派分子，却有“警告”处分，于是我与那些右派教授、讲师们被同类项合并，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
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在一起就安全了，很快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之类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发言时更是争先恐后，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地相互揭批，有时火力甚至比革命群众批判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讲的话，他们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密报给党委。
党委书记魏某，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初创，魏书记主政以来，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魏大感兴趣，当即召开专门会议，启发大家：“右派分子已经够反动了，现在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姓方的思想反动，可见姓方的反动到什么程度了！”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在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的发言大义凛然，嫉恶如仇。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纯种的无产阶级左派啊！三十多年后，我从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
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说“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分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告一段落。又隔十几天，魏书记单独找我谈话，说原来要送你去劳动教养的，但考虑到你出身好、年纪轻，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帮助、挽救你，希望今后好好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工作。尽管我心里透亮，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感恩不尽、痛心忏悔的样子，表示今后一定听书记话，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不能再待，我决定辞职回南京。主意打定，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狠狠揍了老右派郑某一顿。有一次我和郑某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提及到处饿死人的事。开我批判会时，他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我们两人，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现在我倒楣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他鼻青眼肿告到保卫处，保卫处大概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不了了之。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像吴晗这样的正人君子，反右中居然也出卖过朋友，严酷的政治环境扭曲人心灵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
1961年秋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的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月工资16元。两年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到一月19元。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们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泛自由化状态。领导们手中的阶级斗争权杖，一夜之间全被伟大领袖收缴了。权没有了，架子随着也小了许多，见面时居然也会恭维我几句。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这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许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从1967到1968年，我还曾积极投身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因为有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一年多，我和我的小助手栗某两人吃得红光满面。后来我被抓后，不少革命群众揭发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
1968年秋，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车工李蔚荣，然后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
初次在李家见到李立荣并与之交谈，我就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征服。他关于政治、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使我既佩服又吃惊，同时表露出的真诚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农场埋了五年，每天与黄土为伴，同阶级斗争打交道，现在陡然出现一个倍感亲切的知音，原来那颗冷漠孤寂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暖。那一次我们谈到凌晨一点，握手告别时我哭了。相见恨晚，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欢乐和忧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对他的情谊，绝不亚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却丝毫未能动摇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关心。在我出事之后，我根据办案人员的口气和种种迹象判断，他把我们之间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带到了刑场。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后稍微供出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1968年春夏之交，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单从运动的冠名看，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实际上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是把非我的族类，即异己分子，亦即阶级敌人，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有一天，李立荣从单位朋友处打探到一个消息：大饼店的上级革委会正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办他的个人专题学习班。1968年6月1日，我和李立荣一同到建邺路小学，观看朋友W的批斗会。会上，有人揭发W和李立荣关系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荣谈过哪些反动言论。W因为态度不好，会后即被关进南京建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李立荣说他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我也同样表示了忧虑。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几乎天天和立荣在一起，帮他回忆同哪些人说过什么话，有无涉及政治，尤其是有无“矛头直指”的言论，同时商量万一我们各自都被隔离审查，如何应付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是订立攻守同盟。
6月20日，李立荣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将被隔离审查。那天我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对即将面对的一切做了各种估计，并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判断，他和我，以及我们的一班朋友，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谈论时政，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行为进行抨击议论，还有过一些对当局几个最高领导人的不恭之辞。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落实到头上，判个几年徒刑恐怕难免，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凭这些言论会有掉脑袋的事。是我们太年轻、太单纯？还是这个民族太年老、太复杂？
那天临别前，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并希望我帮助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楼，在楼梯口我们拥抱后挥泪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立荣被带走，下午被关进太平路杨公井清真寺内的白下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此机构名为群众专政，实乃公检法军管会的编外看守所，关押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不安分守己的四类分子，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有不满言论的思想反动者，投机倒把分子（个体户的前身），“乱搞男女关系”的，拒不下放插队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看守则由各工矿企业选出的一些“思想觉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当，每批干半个月，轮换着干。类似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民众法庭。
李立荣初进去的近一个月，倒没有受什么罪，只回单位开过两次批斗会，一般性的低低头、弯弯腰而已。当时我通过内线（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断得知他在里面的情况。
8月上旬的一天，内线传来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员学校大礼堂召开全白下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大会”。那天下午，我早早去了会场。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李立荣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言论，笼统地说李立荣和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臭气相投，来往密切，一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
李立荣自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被架成“喷气式”，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在他被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震耳欲聋。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
下午四点半钟，批斗大会结束。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李立荣继续架成“喷气式”，颈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二尺多长的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由海校出发，经白下路，走向大行宫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把沥青路面都晒化了。被架成“喷气式”的李立荣，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着双脚，头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颈上挂的木头牌子时时擦着地面。从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着自行车，夹在随行的围观人群里伴随着他。途中有几次，他趁揪他头发的人换手的间隙略微抬头时看见了我，我乘机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紧贴胸口的手势（源自一部苏联影片，表示忠诚）。从他嘴角漾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他看见我了。
从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进清真寺大门时，押送人松开手，他直起了腰。这时他猛然回头，正好跟五米开外的我四目相对。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大门在他身后掩上了，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从此我与他生死两隔！他把在人世间最后一个笑容留给了我，也将这个笑容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2005年8月的一天，途经白下路海校门口时，车窗外的阳光陡然间触动了我的下意识，我叫立即停车，让司机丢下我自己开走。我从海校沿当年李立荣走过的路线，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早就灰飞烟灭，那座清真寺又恢复了它原来的用途，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进出出。没有人记得当年的一幕了。这同样的炎夏烈日，同样的天空和街道，37年前，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带着他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愿望，被人架着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不归之路。
批斗大会当晚，李立荣被转押至白下区公安局看守所，按当时的说法这叫升级。自李立荣被隔离后，母亲林舜英终日思念儿子，也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立荣升级后，她更是寝食难安，几乎终日以泪洗面。我两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践约照顾安慰李母，同时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这样几个月过去，既无什么动静，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春节。腊月二十八那天，一个自称姓陈的人晚上悄然到了李家。陈某称，前段时间他一直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里，而且睡在李立荣紧侧，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他临释放前夕，李立荣特意托他带口信回来，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望母亲和兄妹不要担心，而他最不放心的是几个好朋友在外面是否遇到麻烦。陈某还重点表示，按李立荣嘱托，他必须要同方子奋和曹汉华见一次面，有些事要当面谈谈。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林舜英觉得，儿子又没犯什么大法，这个姓陈的鬼鬼祟祟，形迹颇为可疑，会不会是公安局派来套我们话的？还是不要没事找事，叫我和曹汉华别去见他为好。李蔚荣也认为不必去接触这个人，免得节外生枝。
曹汉华在无锡市第二制药厂当工人，喜欢弹吉他，爱好古典音乐，读过很多书，为人极其敦厚善良，仗义疏财，非常讲交情，和李立荣是知已好友。经立荣介绍，我俩认识，很快成为至交。尽管我们相识仅一年多，但在我这一生中，他在我心里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曹被捕后，面对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口，按现在的法律用语是零口供。审讯人员使尽招数，最后竟用铁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齿。在公判大会上宣布判处死刑后，他强行挣扎着猛的把头前倾迅即后仰，使得身后抓着勒在犯人颈子上绳圈尾巴的警察猝不及防，从而让曹汉华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瞬间，曹汉华用这最后的一口气喷发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大年初一，我把李立荣从看守所托人带信，以及来人一定要同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了曹汉华。他和我一样，认为应该见见那个姓陈的。年初三，我、曹汉华一道与陈某在朱雀路（今太平南路）与健康路交界处一座银行大楼旁见了面。姓陈的大约四十七八岁，瘦瘦的，有两颗显眼的金牙，让人老远一看就能认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街道上雪幕弥漫，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三人撑着伞，踏着厚厚的积雪沿朱雀路边走边谈。陈某神情诡秘地告诉我们：“李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不过，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感情。”他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们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听了他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我告诉他：“我们跟李立荣不过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好音乐和文学，平时最多在一起发发牢骚，从来就没什么组织，而且连想都没想过。”
他对我的话很不满，说道：“既然二位不愿把真情告诉我，我当然也很理解。干我们这行的，特别是身在组织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二位不愿深谈，那就到这里吧！反正我已经把话带到了。”
见他似乎动了气，我只得反复向他介绍我们和李立荣认识、交往的经过，并再三告诉他，我们只是好朋友，从来没打算搞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行动。“既然二位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看来，我们的上面不是同一条线的。”曹汉华和我对看了一眼，然后对陈某说：“谢谢你老陈，你冒着风险带信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不过你提到的组织，我们确实没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赌咒。”大概估计谈不出什么名堂，陈某也就没再提什么组织的事。似乎还不死心，他又故作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曹汉华的家庭、工作单位情况，连一些细节都很准确。他居然连曹汉华女朋友的小名都报得出，还知道我弟弟的乳名。
见面约持续了半小时，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时我们分手了。告别时，陈某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再见吧。根据规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望着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汉华有些茫然。
这个陈某，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一定和李立荣在一起关过，而且李立荣对他非常信任。但是，这个姓陈的一再追问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来没成立过什么组织，难道陈某是个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这不对。如果他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李必然很了解他，他怎么会托一个精神病人带信呢？从我们跟他这次接触来看，陈某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不像有精神病。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公检法军管会并没有从李立荣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在他身边安排了陈某这个卧底的。
分析至此，我和曹汉华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看来，他们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关心”，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令我们有点迷惑不解的是，几个年轻人平时在一起谈谈文学、艺术，一时兴起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可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同当局为敌啊！对我们这些人，值得大动干戈吗？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论，人的独立思考和资讯交流，居然会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感到如此恐惧！！
陈某究竟何许人也？这个世界真小。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时，有个名叫李海涛的犯人，和我关系不错，一次他无意中谈起一个邻居。这邻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涛面前吹嘘，说他在1969年曾经协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内，取得这个反革命组织头头的信任，从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问他此人是否姓陈，四十来岁且口中镶有金牙？李海涛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李海涛又告诉我一些有关陈某的细节。此人确实姓陈，原住洪武路，一直无正当职业，平时免不了干些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搞到钱时酒菜满桌，没米下锅了就去居委会闹救济。对这种市井无赖，居委会老大妈们也拿他没办法。
1968年下半年，江苏革委会决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陈某所在的居委会首先把这个光荣任务分给了他。任凭居委会白天黑夜上门动员磨破嘴，他非但拒不领情，还耍泼使赖，寻死上吊，决不去农村。居委会同派出所串通好，决定先把陈某关起来杀杀他的威风，藉以杀鸡吓猴。于是，别的下放户去了“广阔天地”，他进了看守所。
进去不久，被当时主办李立荣案子的冯祖福慧眼相中。冯是白下区公安局的专案组成员，以善于审办现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冯一直想安排一个内线打入我们“内部”，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某当时正巧和李立荣关在同一号房，并且紧邻李的位子。冯看了陈某的档案后，觉得此人可用，就找他谈话。双方一拍就成，陈某从街头流浪的癞皮狗一跃而变为体面的警犬。
1982年，我住南京城南凤游寺。一天下班途中，忽然发觉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有些眼熟。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们“内部”的那位陈兄。我悄悄尾随到他的住处。他独身一人住在一个老宅第二进天井里搭建的小披屋里，面积不过七八平米，看样子混的仍然不景气。怜悯之心打消了我算旧帐的念头，再说，这笔旧帐又怎么算呢？
1969年春节过后，自打同陈某见过面，再也得不到李立荣的任何消息。四月中共九大开过后，在毛泽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下，中央的争权夺利密锣紧鼓，地方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到处斗人、抓人、判刑、枪毙人的布告像如今治疗性病的广告一样随处可见。平时在人们印象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顷刻之间成了反革命。我认识的两个一辈子识字总数从未达到三位数的农民，居然会是“系统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
不久，无产阶级司令部要人、公安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富治发表讲话，全国到处印刷张贴，公然强调对阶级敌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我们农场一个姓孙的军代表，在一次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叫喊：“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苏修正在妄图侵犯我们，敌情这么严重，不杀一批人行吗？我们哪一次同敌人打大仗之前不杀一批人？”我发现我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晃来晃去。看来，对我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9年6月2日，一个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曹汉华在新街口见了一面，坐在环形花园护栏上一直谈到天亮。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他并不奇怪，他说他厂里似乎也有人在注意他。他还告诉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装出口药品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小传单夹在说明书里发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我劝他要谨慎一些，他笑着说，人活着总得干点事。临别时，他略带伤感地告诉我，他已经同恋爱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连累她。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这一别，成了永诀。
1969年6月16日，是个阴天，当局对我下了手。头天晚上应一个朋友之邀，替他画了一幅狄更斯小说《奥立弗尔》的封面，睡得很晚。上午8点刚起床，有人来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会议室开全体职工大会。进了会场，直到9点20，会还没开，书记安排我读报。9点40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书记在门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说有事找你。我刚出会议室门，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架进一个小房间。
房间空无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墙贴着醒目的黑体大字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两人紧紧揪住我的衣领角，仔细检查里面有无氰化钾之类的东西。那时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特工人员被捕时，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领角里的剧毒药品，立马就能毙命。紧接着扒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鞋袜，给我换上一套全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刚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着我的臂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架往办公室外的露天会场。
我刚在会场露面，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轰然爆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千多支胳膊随口号声一伸一屈，场景极为壮观。
当我被押到台前时，台下前排猛然蹿上十几个人向我扑来。一秒钟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挨了拳脚。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东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见拳头和穿着鞋子的脚在我身上运动。后来听到有人喊：“大家不要动手，大家不要动手！”但拳脚似乎并未停下来，直到会议组织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杀人灭口！”这些义愤填膺的革命战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该“感激”会议组织者的急中生智，否则，那天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灭了口”。
一阵口号过后，主持人军代表在麦克风中警告我：“方子奋，今天我们对你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沪宁线上全面实行了抓捕，你们的成员一个也没有跑掉！到这个地步，你唯一的选择是彻底坦白交代，否则李立荣就是你的镜子！”听到这里，我心一紧：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到底怎么了？！
正当我为李立荣忧心如焚时，忽然大会宣布：“现在由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发言。”随即李蔚荣站起来说：“李立荣前天上午已经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你的下场是很可悲的。”这消息反而让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李立荣不过判了十年，曹汉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谅也重不到哪里。
这第一次批斗大会开的很短，总共大约40分钟。此后又开过近二十次大小批斗会。由于我是“要犯”，军代表们可能真的怕有人对我“杀人灭口”，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倒也没受过拳脚照顾。我先是被关在农场的一间浴室内，由16个民兵分班轮流看守。8月24日转到白下区看守所，1970年1月初又转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我被抓进去不久，李蔚荣也被抓。
南京有句顺口溜：“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娃娃桥看守所的看守，大部分是转业不久的军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有次我被提审，亲见一个身高一米九几姓穆的女看守（据说是体院排球队转业的）正在打一个女犯。这位穆管挥起手中一把锁号子门的大铁锁，对那个双手已被反铐的女犯人后脑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时被砸倒在地，一边翻滚着身体，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有一次提讯，我坚决不肯按照提审者的意图供述。送我回号子时，审讯员同我那个号子（东大院7号，编号2605）的管理员陈“医生”耳语了几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时，陈忽然打开号子门，一下子把我拎到门外，二话不说将我反铐起来，并且嘎嘎响地把铐齿一直捏到底。我问他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戴铐？他骂道：“我×的，老子想铐你就铐你！谁叫你起床动作那么慢？”骂完在我脸上连扇几个耳光，接着打开号子门从后面一脚把我蹬了进去。20分钟过后，紧铐的手腕开始火烧火辣地疼起来，双手很快肿起，皮肤变成了紫黑色。一连三天晚上，都由于痛彻心肺而无法入睡，吃饭喝水全靠难友喂，大小便只能请别人解裤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临近中午，陈“医生”总算大慈大悲开恩解了铐。松开后，双手已呈黑色，全无感觉，过了十天才能勉强活动。腕部被铐处，至今几十年后每逢阴天还隐隐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后，曾多次想再去会会这位陈“医生”，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我倒不是要去算这笔旧帐，而是想恭恭敬敬请教他一个问题：在人类经过几万年的进化之后，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怎么会把祖先的兽性如此完整地继承下来？从关押到判刑，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共19次。在对我的十余次审讯中，有三个问题一直被翻来覆去盘问，希望从中找出破绽。
第一个问题是我和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等4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动？我非常如实地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我们四人去玩过两次玄武湖，还去了中山陵水榭亭。躺在如茵的草坪上，我们纵情谈论音乐、电影、文学，谈论各国风土人情，从玄武湖、中山陵的优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内瓦湖的风景。我们说，如果能到日内瓦去游览该有多好，可惜中国人要想出国比登天还难，这辈子看来是没有指望了。李立荣又谈到他旧时一个邻居，全家迁居香港，前些日子回来探亲，说香港那边自由得不得了，叫我们想都不敢想。谈到后来，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机会出国，一分钟都别耽误，等等。后来公检法军管会对我们这两次出游作出这样的结论：“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会，策划叛国投敌事宜，由于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伙人（李立荣、曹汉华、我、张稼山以及另外几位好朋友）在李立荣家开过多少次“会”，研究过哪些“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太离谱，我实在无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确实在李立荣家常碰在一起，但绝大多数是谈音乐、听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时也谈论文学艺术，间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时政，免不了对当局头面人物有所议论，对毛、林、江以及靠文革发迹，一夜之间爬到中央的新贵们进行一些抨击。至于在李立荣家开会，专门研究问题，这根本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鉴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口供同审讯我的人的要求距离太大，为此我吃过不少苦头。
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我们定成一个斐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李立荣是我们的首领，他的家是我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是召集反革命会议的会场。尽管我们同被关押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严守界限，拒绝提供他们希望的口供，他们最终还是作出了以下结论：“张稼山、方子奋、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荣家，密谋反革命活动，系统地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个问题是要我揭发林舜英的所有“问题”。我最如实、最详尽供述的正是这第三个问题。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非常清楚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哪些有关林舜英的内容。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过正规教育，加入过国民党，本人又是国民党官僚的太太，丈夫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最后潜逃台湾。这样一个女人，她能不恨共产党，不恨社会主义？再说，她的两个儿子都是仇恨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这能同她没有关系？他们一直在让我明白：根据他们分析和掌握的情况，林舜英决不是一个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实，现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对林舜英的问题，我写了几十页交代揭发材料，就我所看到、听到以及了解到的有关内容均如实作了供述，甚至连她平时的衣着习惯、菜肴口味这些生活细节都没有遗漏。不过，这份洋洋数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林舜英有什么反动思想、反动言论，更牵涉不到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这倒不是故意隐瞒、为她开脱，而是确确实实没有这种事。我在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林舜英如何胆小怕事，如何谨小慎微，并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例如，有好几次我和李立荣在小房间交谈，她会突然推门而入，怕我们在收听“敌台”。有时我们的谈话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会立即岔开话题，意思是叫我们别谈政治。如果我们不听，她则会训斥李立荣，搞得我都有点下不了台。有次她给武汉的大女儿写了封信，信寄出后忽然怀疑自己在信封上写毛主席语录时漏写一个字，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赶到邮筒旁等邮递员开箱取信，直到证实自己信封上没有漏字后，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李立荣被关押后，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亲的一样，想儿子，替儿子担心，但从来没有为此发牢骚攻击过谁，更多的是默默流泪、强忍心中的悲伤。在与她认识的几年中，我时常在李蔚荣、李立荣兄弟面前半开玩笑地讥笑过林舜英，说她是个典型的树叶落下怕打破头的老太太。我甚至当面同她开玩笑，说她胆子太小了。她笑着说：“我们不能跟你们比。你们家是工人阶级，出身好，有点什么事别人不会计较。对我们这种家庭可不行。”
交上这份交代揭发材料后的次日，他们提审了我。一开始提审员就拍着桌子警告我：“你写了些什么揭发？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我耐心地向他们再三保证，我说的绝对是实话，如有隐瞒，我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们根本不相信，认为我在为林舜英隐瞒、开脱，逼我“深入交代揭发”。最后我也急了，说那你们干脆列个草稿给我，让我按你们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话音刚落，其中一位绕过桌子到我面前扇我两耳光，接着按铃叫人来把我送回了号子。
大约十天后，二位提审又来了，这次态度比上次好了一些。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启发”我：“你想过没有，1957年时，林舜英全家已经拿到去香港的护照了，后来为什么临时变卦不走呢？照理说，像他们这种反动家庭，做梦都想去台湾，现在倒奇怪了，护照发给他们，她居然不愿走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我说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陆的大女儿，也有些舍不得那栋楼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后说：“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太天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之所以临时决定放弃去香港，是因为接到了台湾方面的通知，要她继续潜伏下来做特务。”话说到这份上，我已实在无话可讲。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最后一次提审，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统称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编号10114）劳改，在瓦窑当出窑工。有一天我正出窑拖板车，值班干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有人来外调提讯。这次来了四个人，自称是林舜英所在单位纸盒厂革委会的。一开口问话，我立马感到来者不善。这四个人的所有询问归结为下面几个问题：林舜英是如何幕后操纵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林舜英是怎样把你们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湾、香港特务有哪些联系？林舜英在她儿子被捕后是如何指使你们进行内外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
我把以前交代过的内容重复给他们听，他们先是怒不可遏，大声呵斥我“极不老实”。见我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四人一齐冲到我面前将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我顿时感到呼吸困难、眼前发黑。这时幸亏一位姓莫的值班干部听到响动闯了进来，见我被按在地上，立即为我解了围。他先是泛泛批评我几句，要我端正态度、老实交代问题，然后又对他们说：“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问题慢慢问他好了。”四人对莫干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说我实在太顽固，气焰太嚣张，不整整我的态度（整态度应列为文革术语）肯定不行。希望劳改队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态度好好整一下再说。莫干事对这个有益的建议并未回应，敷衍几句后，端把椅子在紧贴门口的树荫下坐了下来。经过这番折腾，四位来人大概考虑到毕竟是在人家地盘上，不能像在自己单位专案组里那样为所欲为，态度总算缓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甚至还关心起我的身体来：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里有人来看你吗？要不要我们替你捎个口信？
看到他们的表演，我不禁心里暗笑。你们也太小看老子了，就凭你们这几个三脚猫，就能把我摆弄得像只耗子一样服服贴贴？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哪些高招！于是我不停地揉着刚才被他们卡过的脖子，抬头死死盯住天花板，任凭怎样提问，都以“没有新的补充”，“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这种软硬不吃的态度很快又激怒了他们，有个皮肤白晰约莫30岁的高个子，火气特别大，几次站起来冲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实实交代，绝不会放过你！”后来还杀气腾腾向我示威：“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斩尽杀绝！特别是像你这种顽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对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着天花板不为所动。就这样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们劳改队并无招待晚餐的诚意，终于一个个背起黄书包悻悻离去。
在送我回监房的路上，莫干事对我说：“以后有人再来外调提审，态度上好点，省得找苦头吃。”寥寥数语，顿时像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作为一名管教干部，不仅及时阻止了对犯人施暴，事后还这样含蓄地安慰我，确实够难为他的了。这位莫干事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见者无不生畏，而心地却非常善良，犯人们背地里都称他为“莫菩萨”。多年来我一直感念这位莫干事，1975年时听说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嘘不已。世有“好人无长寿，恶人活千年”之说，有时还真tmd如此！像莫干事这样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家伙，现在仍然一个个天天坐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打桥牌、搓麻将颐养天年。
号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新人进来，原来地板上人均二尺宽的铺位已缩减了将近一半。听新进来的难友介绍，外面到处在抓人。解放后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进我们这个号子。他晚上偷偷告诉我：“这种迹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过。”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预感果然很灵，就在他说这话的十来天后，南京市迎来第一场对现行反革命的屠杀。
1970年3月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后，管理员拨开号子门上的老虎窗对我们下命令：“各自坐在铺位上不准走动，等会有重要新闻广播。”平时早饭前全体起立“早请示”背语录的常规也宣布暂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极为准时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号子里的喇叭从早晨起就反复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无间断，而且声音大得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方征悄悄告诉我：“今天恐伯要有大行动。喇叭里这么大的声音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什么响动。”事后证明，这位法院老院长的判断真tmd太准了。起床后的一系列反常现象，令全号子难友惊恐不已。
中饭结束后，一个个惴惴不安，坐在铺位上胡乱猜测。这时，我们的牢门砰地打开，那位陈“医生”背着双手站在门口盯住我说：“2605，把东西带出来！”我楞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我，赶紧连声答应。同室难友一齐过来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一面低声告别。平时同我最谈得来的马聚尘和那位法院老院长，更是再三叮咛我多多保重，日后再见。我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们，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号门。
我被身后的陈“医生”押着，走到东、西大院汇合处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看到我的几个朋友已被反铐双手蹲在那里。放下铺盖，我也立即被反铐双手命令蹲下。我扫了几位朋友一眼，有李蔚荣，有张稼云，还有Z和C。张稼云和张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荣的朋友。张稼山没在这里，我还为之庆幸：总算没有被一网打尽。
张稼山身材不高，体型魁梧，心地极为忠厚，为人乐观开朗，白净的脸上似乎总挂着愉快，一双略带女性化的大眼睛看人时，总透着亲切温暖，使人特别容易亲近。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稼山和我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黄梅戏，尤其特别喜欢严凤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驸马》。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曾连写三信叫她到我们的农场来暂避风头，张稼山甚至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可惜最终未能去成。后来得悉严大姐不幸自杀，我和张稼山一边喝酒一边挥泪，发了狂似地诅咒这个罪恶的现实。
20分钟后，我们五人被押上一辆黑色囚车，另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上来。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很快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每人身后由两名人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块空地上就地蹲下。紧接着，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押着经过我身边，这时我看到了张稼山。他被绑着，由于绳索勒得太紧而哎哟哎哟呻吟。片刻之后，当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时，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被拎上主席台的边侧。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强迫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紧勒在我颈项上的绳圈。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没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估算了一下，少说也有十万之众。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际，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
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吼声刚落，陡然间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兵一齐向排在左一的张稼山涌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哇哇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七八个人在死命按住张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挣扎。三个小时前我蹲在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旁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接下来是对我们五个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厉功友获刑无期，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上文提到，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牢房整理铺盖时，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珍重。仅仅三小时后，他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再转车去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越境到缅甸，中途被当地民兵截获，押回南京，关进娃娃桥。我刚进7号牢房不久，通过简单交谈就看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和我一样，他爱好文学艺术，写得一手好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在我被反铐的六天五夜里，都是马聚尘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不时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情谊多年来我一直铭感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1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车，每车有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11支白色亡命牌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被判死刑者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们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
刑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广场前行。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只听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不少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摄影爱好者。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精彩的历史瞬间，多年来我一直想探个究竟，也很想知道这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约三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经新街口广场向左拐上中山东路，然后右转驶入太平路，再右转进升洲路，行至白下路口，我们后面的车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辆死刑车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看见前面车子直行，我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哭，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我的头，低声呵斥我别作声。死刑车队去后，我们的车队由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会”，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此后，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上述成批处决的现反中，4月28日处决的张明才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明才，7月24日处决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首犯王同竹，与我均有一面之缘。
在这4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2月10日那一场，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荣与他母亲一同被判死刑，绑在同一辆刑车上走向刑场。这四批被处决的现反，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会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长江砖瓦厂，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十年铁窗生涯。
我在投入劳改后，除了前面提到的外调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荣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还在想，等我熬满十年，毕竟还能再见到李立荣，那时劫后重逢的场景将是何等令人激动！我们都是判的十年，但这十年徒刑是摧毁不了我们意志的。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更成熟更坚强，我们一定会勇敢地面对险恶的后半生。
1970年是我劳改岁月中最难熬的日子。我被分在八卦窑出窑，窑洞里的气温达到摄氏70度，汗水滴在刚刚开窑的瓦片上立马挥发成一个白点。每天拖着一千多斤的板车从高高的窑顶沿着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只要脚下一滑，不死也要脱层皮。疯狂出汗，需要不断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极知己的难友曹治平先生，当时和我一同出窑，他曾替我数过，有一次我一口气喝过24竹筒水，加起来相当于5000毫升！
一面是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则是极度的饥饿。每顿饭只能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两眼发青地巴望着下一顿。繁重的劳动所造成的疲劳，加上无休止的饥饿，使人变得极为虚弱。夜晚上厕所，必须手扶墙壁慢慢挪，否则会一下子瘫倒在地。我感到自己已经快要退化成低级动物了，每天头脑里想的尽是吃、吃、吃，吃饱后能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人类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复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睁就巴望着开饭，然后又巴望早点收工、早点结束学习、早点躺在铺上进入梦乡，忘掉眼前的一切。在这种非人的恶劣环境里，只有最后一丝人性勉强支撑着我：为了不让我慈爱的双亲伤心，我得咬牙活下去。每当想到李立荣此刻也在另一处和我一样备受折磨，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同样会想到我时，我的心多少又会增加一点活力。我始终记得我们多次在一起说过的话：我们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时间”。我们毕竟年轻，那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喽罗们怎样天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怎么也耗不过我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他一翘辫子，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改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紧牙关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总有希望。遗憾的是许多人没能活到那一天，遗憾的是李立荣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这天是劳改犯家属接见日。我的老父亲在接见时偷偷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开了公判大会，李立荣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并在会后绑到凤凰西街执行了枪决。这个消息就像五雷轰顶般一下子将我炸昏了，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空虚绝望，像海上的浓雾包围着我，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窒息的痛苦在吞啮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已记不清老父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了，只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监房的院子里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反复来回不停地走动，不时仰望电网高墙内狭小的天空，希望苍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亲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细雨，看到的只是绝望的铅灰色的天空。我的反常举止引起了一些“劳改积极分子”的注意，当晚管教干部找我谈话，严厉斥责了我。
李立荣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汉华死了，张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还活着！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自己？为父母兄弟？我什么也说不清，我已失去了为什么活下去的明确动机。要说还有点什么的话，那只是在心灵深处隐隐还保留有一点残存的信念：总有一天——只要我活着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会有一场大改变。到那时，独裁者和他的爪牙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到那时，民主将取代独裁，自由将取代专制，光明将取代黑暗，正义将取代邪恶，人们将不再会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爱情、友谊、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由地流淌。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罪恶，让人们了解罪恶的真相，罪恶的实质和罪恶的根源。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点残存的信念，我才咬紧牙关苦苦熬了过来，没有让自己沉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也没让自己的大脑被“洗”成一团浆糊。
有关李立荣和林舜英最后的情况，从1970年底直到我刑满出狱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里面一无所知。出狱后，我通过李立荣的妹妹、李蔚荣的夫人、当年曾与李立荣同在溧阳社渚农场劳改过的一位难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亲眼目睹李立荣母子被害经过的几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
就在我被判刑之后，李立荣突然从他劳改所在的溧阳社渚农场被押回南京，关进了娃娃桥看守所。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癯的脸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平时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成天一声不吭，两眼盯住墙壁几个小时也不转移一下目光。同号难友问他犯了什么事，他只是轻轻地摇摇头。这位难友看着他进号子，又看着他最后被带走，从来没有听到李立荣讲过一句话。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他被带出号子，临走时什么东西也没带，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号子。
1969年初，中苏多年交恶之后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顷刻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当局外部面临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内部是一片分崩离析景象。尽管毛声嘶力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这丝毫没能延缓中央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步伐。全国各地生产停顿，财源枯竭，民生雕敝，满目疮痍。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御苏联的军事进攻，单凭破釜沉舟的决心（毛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在军事上拼凑力量准备应战，能打一仗是一仗，动员全体老百姓“深挖洞、广积粮”，能躲一时是一时之外，剩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了。安内的不二法门自然是阶级斗争，对那些无法被洗脑的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正是出于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下达了一个三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是在运动中附带搞点副业创收。这个一打三反，实质上是对全体老百姓实施精神强奸，向任何敢于不满乃至反抗者广开杀戒。这就是1970年春李立荣被从劳改场提回南京重新发落的时事背景。
一打三反开始后，当局发现运动前不久对李立荣的判刑过于心慈手软。李立荣出身反动家庭，长期以来思想极为反动，一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如此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仅仅判了十年徒刑，简直是对党和人民严重的不负责任！那么，李立荣一案怎样操作才能将其由十年徒刑变为死刑立即执行呢？根据我十年的劳改经验，劳改当局如果有心要某个犯人“升级”，只需像唤狗一样召集几个劳改积极分子开个小会，秘密布置一下，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心领神会，明白该怎么做。第二天一大早，对当事人的揭发检举材料就会像雪片一样塞满管教干部的口袋，要什么有什么！就凭这些雪片，就能成为某人加刑乃至枪毙的铁证！李立荣死刑判决书的罪状里就有此类内容：“在劳政期间，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为首组织逃跑集团，煽动犯人闹事。”这些罪状在1979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反判决书中以“经查，并非事实，应予否定”一语推翻。
林舜英被抓进去两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后不久，大约榨不出什么油水，关了两个月放出来了。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之际。她在里面什么都没承认，曾经两次绝食，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强行撬嘴灌食。最后提审时，当听到提审人员宣布李立荣和她的罪状，从而明白和儿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时，这位年届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条母狼一样向审讯者疯狂扑去。母性和人格的尊严，使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女人战胜了一切恐惧，陡然间变成了一条在绝境中不顾一切护崽的母狼！她的罪状是：“与XXX、XXX、XXX等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李立荣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1970年12月10日这一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他们的脸，母子俩留给人世的最后印象是他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阳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阴了下来，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个城市。刑车经过的每个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一个大刑场。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来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的下场。
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已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禁不住交头接耳，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声声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对某些人，这些事就像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可是，这次毕竟不同以往，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同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时，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栗。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与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是虚构情节与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的刻意效仿？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和他文静的儿子，真的能像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历史，难道真的非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己的道路？
《红灯记》这部以煽动阶级仇和民族恨为主旨的革命样板戏，几十年来久演不衰，其中有一个情节上的失误。鸠山在刑场处决李玉和母子时，事先没有想到割断他们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个绳圈，竟让李玉和母子能在枪口下从容不迫地喊完一长串口号后才慷慨就义。我们这个最讲人权、最讲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枪毙反革命时都会采用各种革命措施，不让他们临刑前发出声来，而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许要处决的犯人临死时想喊什么就喊什么，这岂不是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们还讲人道、讲人权吗？这不是美化敌人、诋毁我们自己吗？我曾多次考虑过这个情节瑕疵，会不会是编导们一时疏忽所致？《红灯记》可是当年革命文艺的伟大旗手江青女士亲自把关的经典革命样板戏，以她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绝不允许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存在差错的。那么，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以便让人们看了日本鬼子怎样杀人、中国的新生红色政权又是如何杀人后，进行相互对比，从而反衬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透顶，中国红色政权的大智大慧，进而表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南京对所有现行反革命的屠杀都在凤凰西街尽头一片坟场里进行，这条凤凰西街至今还横在那里。在对林舜英母子身后事宜的处理上，当时办案的公检法人员表现得颇为宽容：事后他们没有要李立荣在南京的两个妹妹补交枪毙她们母亲和哥哥的二角钱子弹费，而当年林昭的亲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内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亲在家中黯然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老好人会遭如此厄运。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就着小辈称呼林舜英为李妈妈）这种老好人都能杀，成了什么世道！这些狗日的怎么下得了手！”这是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的朴素评价。
林舜英、李立荣让南京几百万市民从她们母子同时被杀中，亲身感受到了红色恐怖，进一步了解了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阶级斗争这把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落下，叫人身首异处，防不胜防。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如何小心，力图自保，都由于绝对不可知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这柄剑的牺牲品而终日惶惶不安。全体臣民即使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俯伏在君王脚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但为了贯彻他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还必须从中挑出5%的臣民，先将其制造成斗争对象，再用他们的鲜血来涂抹宝剑的锋口，防止生锈钝化。
1970年12月10日的那个晚上，人们坐上饭桌后，首要的话题必然是下午发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车上的母子，那绑着的花白头发的母亲和绑在身旁年轻的儿子，那高高竖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警笛。那时已能记事的孩子，现在有四五十岁了，他们应该记得当年父母讲述此事时脸上那惊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听大人话，不能在外面瞎讲瞎说”之类的忠告。现年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枪毙的事，大部分人还都记忆犹新。2005年，我专门作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在我问的三十个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当年亲眼看到林舜英母子游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员（包括亲戚）看到过那次游街，有六人听别人说过此事。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远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被枪杀后的第十天，已去台湾多年的李剑文先生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一百多名各国记者参加的者招待会，声泪俱下地向记者们披露了妻儿在大陆惨遭杀害的情况。与妻儿永别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老宅，老人提及惊险的往事唏嘘不已。
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李立荣、曹汉华，我尊敬爱戴的林舜英女士，还有我熟识的坦率直爽、为人仗义的朋友张稼山，在那场疯狂屠杀中先后惨遭杀害。那一年，林舜英六十岁，李立荣二十六岁，曹汉华二十六岁，张稼山二十九岁。一个花甲老人，三个有为青年，在那个红色年代，他们殷红的鲜血和成千上万无辜者的鲜血汇在一起，染红了红色政权，染红了革命红旗，染红了红色江山，真正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十年后，1980年，林舜英，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先后被平反。林舜英和李立荣平反后，家属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共领到死亡补偿金1400元，每条人命700元。张稼山生前没有正式职业，死亡补偿金只有300元。弟弟张稼峰去法院交涉，问杀一个人怎么只补这几个钱，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的，该给的就给，不该给的不给，该给多少就给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经再三据理力争，又补了300元。张稼山29岁的年轻生命，作价600元冲抵了账，一次结清。我们这些未被处决而活下来的人，平反后由原工作单位补发坐牢期间的工资。我劳改十年，农场补发我十年工资，总计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间的伙食费和衣服费1680元，净落1740元。一个无辜的公民被判刑，而后又被平反出狱，却要补交伙食费，这不是某一部门、某一地区一时心血来潮，当年全国到处都是如此办理的，这是“党的政策”。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三期，2011-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