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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91)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不仅如此,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尽管因受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这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增添了许多新因素,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模式仍对中共武装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随看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军队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毛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因素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是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于是当某军队高级将领破口大骂王实味“反党”时,那些具有留苏背景的高级文职干部,也纷纷口诛笔伐,声讨王实味“反列宁主义”。

毛泽东对等级差序制度的态度要比某些“武人”复杂的多。毛在等级制度问题上的看法是灵活的,其变化中轴点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一统天下的伟业和他对权力的获得与巩固。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大维护者,而当他的权力还未达到顶峰,或自感权力受到威胁时,毛往往又变成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急先锋,只有在这时,毛才会释放一些头脑中的“虚无主义”,换上一付“小人物”保护者的面孔,然后煽动下层“反特权”,驱赶群众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一俟目标实现或情况有变,毛则马上翻脸,挑出几个“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将那些被愚弄的群众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此种计谋毛一生屡试不爽,1942年则是牛刀初试。

王实味与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执着于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继承发扬了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部分观点的强烈影响。

作为近代欧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在战乱频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除了在五四时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数知识分子的兴趣,犹如惊鸿一瞥,始终不曾在中国落户。它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共几乎毫无思想联系,尤其随着1927年国民党屠杀中共的一声枪响。中共历史上的古典共产主义革命阶段的终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已接近于零。王实味作为一个异数,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阅读,以及在关读基础上的独立思考。

王实味与托派的部分观点存在共鸣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三十年代初期,王实味与托派有所来往,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的部分章节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1937年王实味投奔延安,但头脑中的“异端”思想并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绘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景象,连同辗转传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国案大审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实味,逼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蜕化论”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所发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见所闻正好与他头脑中的“蜕化”影像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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