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四面出击，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国际派发起全面进攻，毛的进攻的步骤是先行夺回被国际派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和延安各类学校的领导权，继而全面整肃党和军队中的留苏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全党，中共中央党校的改组就是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两个战役一并进行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中央党校是中共为对党的中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训练而设置的干部教育机构，1933年3月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之名创立于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设置极其简单，学制也较短，分别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陕北瓦塞堡复校并易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虽然自1933年后，董必武长期具体领导中央党校，但是张闻天作为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和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中央党校的教学安排或讲授内容，一直都处在张闻天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又改由康生担任校长一职。康生就任中央党校校长虽仅半年左右，但他在党校营造出的神秘紧张的气氛却给当年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空缺下来，陈云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分代管中央党校，直至1939年底邓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止。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是邓发在中共核心层的地位进一步衰落的反映。遵义会议后，毛迅速疏远与周恩来、博古关系密切的邓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一抵达陕北，毛就将邓发贬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1936年6月，又以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借口，将邓发打发去莫斯科。1937年9月，邓发自苏联返国后，毛泽东不准邓发返回延安，而让邓发在迪化作地位较低的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在中共实现战略大转移，加紧调兵点将，竭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关键时刻，毛把邓发箍在远离国内政治中心的迪化，使邓发彻底丧失了在八路军、新四军建功立业的机遇。1939年未，邓发奉命返回延安，随即就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40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职务均是1938年春毛为考察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而有意让他担任的闲职，随着康生获得毛的信任，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留下来的这两个闲职就改由昔日权倾一时的中共“契卡”首脑、今天正在走下坡路的邓发来填补了。在这段时期，邓发应张闻天的邀请，还曾前往马列学院，在张闻天主持的“十年苏维埃运动”全院大课上讲过苏区保卫工作。
邓发是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组织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一身兼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苏联崇拜者的性格特征。1935年后，因被剥夺了情报肃反大权和在中共核心层影响力的下降，邓发的狂热性大为减弱，开始对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1936至1937年，邓发居苏联一年，参加了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王明有了较多的工作联系。返回延安后，邓发对毛表现出有尊严的承认态度，但是并无曲意的奉承和吹捧，与毛的关系始终限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邓发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因中央党校的课程设计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邓发就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已是毛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口号的一年后，中共文宣部门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年2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己境遇的改变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机会。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