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提文革史，一提就恼羞成怒，好象有人挖了他的祖坟。正如古语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作为文革的受害人之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更有权力将这段历史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文革苦难，决不容许文革式的灾难再重演。
一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年了。全国范围内文攻武斗，腥风血雨。
清华园内，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团派与清华井冈山414派，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展开了殊死搏斗，校园内再也听不到歌声和读书声。
我原住在文艺社团，担任一些团部工作。文革开始后，文艺社团很快就不复存在了，我便回到班上（冶金系铸七班）。大约在1967年秋，经同班同学黄安妮介绍，我开始与她一起参加“巴黎公社”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与文革中的任何小组一样都会不定期地讨论文化革命的形势。大家基本上支持温和派414派的看法，主张大部分和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反对团派“彻底砸烂旧清华”的观点。当时的校园内，许多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很有看法，组内有的人把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但我却没有参与写大字报。
1968年年初，团四斗争更加白热化了。团派扬言要抓414内“一小撮反革命”，他们先是捏造罪名，抓了所谓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意犹未足，又抓了数力系力603班的学生邢竞侯和校团委干部XXX老师。
鉴于武斗升级，宿舍已没法住了，许多同学先后离开了清华园。我和黄安妮反对武斗，当然也不会参加，但我家在上海，黄安妮家在湛江，都那么遥远，不是想回家抬腿就能走的。可是不回家，又到哪儿去安身啊？这时候，我们班原来的辅导员张琴心（冶金系铸六班）来清华找我们。她分配的工作单位在山西太原，因太原武斗，又回学校来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商量借住到荷花池第二宿舍的沈老师家里（沈夫妇搬到别处住了），并购买了北京市的汽车月票，计划到工厂去参加义务劳动，在这个越来越无意义的文革中找些有意义的事情做做。
大概在5月初，我们发现我们住的房间的玻璃窗被打碎，我从朋友处借来的自行车前叉轴被锯坏。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团派针对我们的有计划的骚扰。不少熟人都劝我们快点离开清华，但是能去哪里呢？到处都在武斗，到处都不安生，家又那么远，没有办法，只得无奈地暂时在荷花池第二宿舍住下去。
真正出事是在5月8日那一天。那天下午，张琴心去七公寓串门，临走时她说可能晚上不回来睡觉了。晚十点左右，我和黄安妮躺在床上，准备入睡了。突然，砰地一声巨响，我们的房门被撞开了。四、五个彪形大汉一下子就闯入我们屋内，冲到我们的床头，其中一人厉声喝道：“谁叫黄安妮？谁叫谢引麟？”
对于夜半三更、突然破门闯入的这一群凶煞般的男人，我和黄安妮的心中都非常害怕，但是更多的是气愤，我们感到这批人简直就是一伙强盗，他们夜深人静私闯女生宿舍，是一种流氓行为。
于是，我们坐起身来，冷静地质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其中一人厉声喝道：“不许说话！谁要嚷嚷，小心脑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再说话，他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就把我和黄安妮捆上双手，蒙上眼睛，然后用一床被子一卷，就把我们扛走了。我和黄安妮就这样被这批匪徒绑架了。我被带到了一间大房间里（到第二天我才认出这是生物馆三楼），但我不知黄安妮被带到哪儿去了？不久，进来几个人，他们凶巴巴地盘问，叫什么名？哪个班的？
我一听，很生气，反问他们：“你们把我抓来了，你们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嘛？不知道我是哪个班的？你们这样随便抓人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
其中一个人一听我这么说，马上吼叫：“你还嘴硬，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还这么狂！”接着，又进来一群人，问我张琴心在哪里？
我回答：“不知道。”一个穿黄军装的矮个子，立即逼近我，抄起他的大巴掌连续左右开弓地抽我的耳光，他一边打，一边吼：“你说不说，说不说？反革命分子还想包庇反革命分子？”
这是1968年5月8日的夜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而且挨打得是那么凶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出生于一个上海的普通职员家庭，家境虽说一般般，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得到的都是爱，从来就没有人打过我，甚至都没有被人骂过。今天，一个接一个的耳光，抽打在我的脸上，身上、心上满是痛。我感到屈辱，我感到愤怒，满腔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我瞪大着眼睛，咬着牙盯着他们看，一言不发。
他见我仍不答，就更凶狠地打我耳光，我被打得眼冒金星，头晕目眩。他再用脚绊我的腿，我立刻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马上就有几个人蜂拥而上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拳头如雨点般同时向我击来。
又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嘴上叼着一根香烟，面带一脸奸笑地要我坐下。我不明白他笑什么？他怎么能够笑？望着他那张奸笑的脸，我感到恐惧，全身发冷，不由得打寒颤。这个大个子皮笑肉不笑地继续向我盘问张琴心的去向。我望着他那张假惺惺的笑脸，心里明白，这些人全是一伙的，我要识破他们软硬兼施的鬼把戏。
我冷静地一想，张琴心一旦返回寂静的荷花池第二宿舍，肯定也会落入他们的魔爪，还不如告诉他们张琴心在七公寓，那儿人多，可能会有人营救。我当时认为老四的人不知道我们被抓走了，绝大多数老团的人也可能不知道我们被抓走了，只不过是这几个老团的坏蛋绑架了我们，一旦广大革命群众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就会被放出去了。
我多么盼望能有人来救我们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是天天盼、日日盼，盼我们的救星毛主席，盼亲人解放军，盼我们的414战友，盼团派的善良的群众，盼有人来将我们救出火坑、跳出魔窟。这一盼盼了整整三个月。
后来得知，张琴心也被这同一群暴徒抓了。但她不是在七公寓被抓的，而是在她返回荷花池第二宿舍时，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老团绑架走了。这之后我再没见过她，直到八月八日被解救的那一天。
我不记得在5月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这群暴徒对我拷问了多少时间？拷问结束后，我被他们带入生物馆的另一个房间。我记得那间房内的地上有一块木板，木板上面铺一块草垫，一个流里流气的男看守不停地在我周围转来转去，吓得我一夜无眠。
二
第二天，5月9日上午，我又被转移到一间漆黑的小房内，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灯。我开始考虑逃走，但是我逃不了，门被反锁着，外面一直有看守巡逻。我的耳边只听到修筑工事的叮当声，砂轮的飞转声，马达的轰鸣声和审讯“犯人”的怒吼声。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怎么会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反革命”？
我想得最多的仍然是团派同学搞错了，我鼓励自己，不要气馁，一定要据理力争。于是，我再次向他们提出抗议，指出他们这样随便抓人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当然，我做的这一切抗争都无济于事。
下午，进来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他要我交待“十二人小组”的罪行。什么“十二人小组”？我楞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那男人阴笑道：“你装什么蒜？十二人小组，陈伯达专案组，你还会不知道？”经他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了什么。前一阵，听说邢竞侯和XXX老师被老团抓走了。
不久又传出，邢的罪名是跟踪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整陈伯达黑材料，XXX是陈伯达专案组副组长等。可是谁会相信这些话呢？难道谣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事实？（我是通过我的同学黄安妮认识邢竞候和XXX的，据黄安妮回忆她是在67年7月武汉串联时认识XXX的，可能也在那里认识了邢竞候。）直到这时，我还幼稚地以为团派抓我们只是派性作怪，还幻想着他们会很快承认错抓了我们，于是耐心地向他解释：“根本不存在什么十二人小组，更谈不上陈伯达专案组，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谈谈时事，关心文革运动而已。”他当然听不进我的解释，所有的解释都徒劳。
当晚，我又被蒙上眼，五花大绑地转押到2号楼东头的另一个房间。从这天起，他们开始对我正式审讯了。审讯的人三班倒，轮番干，逼我交待所谓的“十二人小组”罪行。“十二人小组”本是他们强加的，子虚乌有；我拒绝交待，当即毫不畏惧地写下了保证书，保证没有什么“十二人小组”。他们见到我写的保证书，冷笑道：“你写吧，将来要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接着，他们对我大谈XXX是如何如何地反动，并说卫戍区早就点名要他了，是他们不肯给；又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我和XXX关系是如何地密切；还说“十二人小组”的案已经定死了，这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当时我并未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还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所设的一个圈套。我想一个人应该襟怀坦白地做人，于是就向他们承认了我议论过陈伯达。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说要上纲的话，那就只能在这个问题上上上纲，别的没有了。如果你们认为对陈伯达有看法就是反革命，那你们就送我去公安局。”
在车轮般的审讯中，他们继续逼我承认“十二人小组”是一个反党集团，还说，十二人小组成员有张雪梅，楼叙真等。我说：“首先这十二人小组就是不存在的。虽说我知道张雪梅是414的总部委员，但我不记得认识她；楼叙真是我在文艺社团认识的，文革开始后，从未碰过面；我仅参加过几次”巴黎公社“的小组活动，从未听说过十二人小组。”我又说：“反党集团应该有纲领、有组织、有目的，而我们只是一些学生随便凑在一起聊聊文化革命运动，怎么谈得上是反党集团呢？”
他们说：“你们组XXX就怀疑陈伯达，说陈伯达会犯错误，这不是你们组的思想？”他们问：“你们说陈伯达在中央作检查了，还有谁在中央作检查了？”我说：“陈伯达在中央作检查的这条小道消息是从团派那里传来的，其他情况我根本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人家早就交待了。”他们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翻着XXX的交待材料。有一次，他们干脆把XXX的交待材料故意留下了。我趁看守不注意时翻了一下，上面有上纲很高的言论。然后，他们又给我看“罗文李饶”的认罪书和听他们的认罪录音。我当时想，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他们的事情我不了解，他们要认罪，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毫无关系。我了解我自己，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我没有罪就是没有罪，我就决不能认罪。
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整夜不让我睡觉，轮番拷问审讯，拿着XXX的交待材料逼我交待所谓的“十二人反党集团”怎么议论“武汉七二零事件”，怎么议论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议论杨成武，议论接班人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因此我如实回答没有这些事。他们就说我不老实，要我交待、揭发，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又怎么交待、揭发呢？
大概是5月下旬，我又被转移到200号（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继续逼我交待上述问题。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于是，他们就残酷地折磨我。他们先是令我罚站，必须立正姿势，不能稍息，不能弯腰。我经常连续站几十个小时，站得两腿发麻、肿胀。有一次我觉得受不了了，于是稍为走动了一下。一名看守发现后，他马上叫来一个彪形大汉打手。这家伙嘴上叼着香烟，手持大棍，就往我的身上、手上猛打，还抽我的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他一边还威胁道：“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吃素的，你是嫌这么站着太舒服了？那我先给你尝点滋味。告诉你，这回我拿这根棒子，下回就该拿那根粗的了。”
就是这个凶恶的打手，经常用拳头打我的乳房，用腿踢我的下身。这个暴徒还把我当成靶子，挥动着他的手臂，然后憋足了劲把垒球朝着我身上扔。更可恶的是，他多次把我逼到墙角，然后，在墙角把我往死里打。他满脸横肉，三角眼瞪得铜铃一样大，黑眼珠子闪着凶光，一步步地逼近我，长时间地恐吓我。我象一只在恶狼面前无助的小羊羔，哆哆嗦嗦地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到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了，只好用双手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几次我感到他的鼻子几乎要碰到我的脸；接着就是例行的拳打脚踢。
我那时还是一个花朵般的年轻女大学生，从小在父母呵护下长大，20多岁做梦的年华，渴望着幸福渴望着爱，现在却在首都的高等学府被一群暴徒关在黑屋子里遭受百般侮辱与毒打。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众多的至爱亲朋，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知道我因何消失了；而我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我真没想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竟有这种法西斯恐怖；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下竟有这样的黑屋子！
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痛苦和屈辱把我的心都撕成了碎片。这样的折磨几乎天天有，有时几个打手同时来，一个打手在拷打我，另几个打手就站在旁边欣赏，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冷冷发笑。
这些人中还有女生，张XX和马X。张XX表面看是做记录的，实际上她是打手们的帮凶，有时候她也亲自操起棍子拷打我。马X是文艺社团合唱队的，我们曾同住在4号楼，我对她原有的印象也不错，想不到原来貌似温柔的她，现在判若两人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工物系的王子×是这群打手之一。
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我们清华大学生，原来也是很单纯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将他们变成了这样毫无人性的禽兽？为什么这些人在看到别人挨打时，望着那么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场面，没有表现出丝毫同情心，他们怎么能看得下去？又怎么能笑得出来？
他们继续逼我交待反革命罪行，每天我的心如刀割。我总不能编造谎言啊！没什么可交待，他们就拿别人的所谓交待材料逼我承认，我不承认就是包庇反革命，死路一条。
我已经不再把审讯我的人看作是有理性的人类了，我已经失去了和这批禽兽据理力争的信念，对他们诱导式的审讯只回答说：“也许吧，可能吧！”
但是，这样的回答使我的内心十分痛苦，也非常气愤。因此我又收回这些“也许”与“可能”。他们马上就使出更毒的一手，反咬我一口，说我是现行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上加罪，罪加一等。然后又调来几个彪形打手对我更残酷地严刑逼供，轮番抽我耳光，打得我鼻子、嘴里鲜血直流，牙齿肿痛，两耳轰鸣，两眼直冒金星。他们强迫我趴在地上，四肢着地，逼我承认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我不承认，他们便拷打了我一整夜。
这种骇人听闻、毫无人性的逼供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没日没夜地进行着。后来，他们又规定我的回答中不能出现“可能”与“也许”，一旦说了，耳光马上打过来。他们把我推到墙边，强迫我全身紧贴着墙壁站着，规定我的头、后背和脚后跟必须同时靠墙，然后命令我往地下蹲。这是一个连体操运动员也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动作，当我试图蹲下去时，立刻就失去了平衡，一头就栽倒在地上，使我整个人趴在地上；他们又强迫我立刻站起来，我刚刚站起来，他们又要我紧靠墙壁站好，然后，又强迫我后背和脚后跟紧贴着墙壁往地下蹲。就这样，他们强迫我再站起来，再蹲下去，我经常连续栽倒在地数百次之多，摔得我全身虚汗淋漓，筋疲力尽，连支撑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连续的体罚，使我月经不断，小肚子疼痛难忍，向他们要药，他们骂我装病。几天后，他们又想出一个新题目，逼我交待在学习“联共党史”时的炮打毛的言行。我说：“学习‘联共党史’是为了提高路线觉悟，我们班上组织学习过，怎么也有罪呢？”
“你们是反革命学习，联共党史是赫鲁晓夫写的”。这帮家伙说。见我不按他们说的交待，就不让我睡觉。我连续站了五天五夜，站得两腿肿胀，实在挺不住了，晕倒在地上。看守发现后冲进来一边骂，一边拖我起来：“不交待，就这么站着！”
他们用棍子狠狠地砸我的肩，砸得我双肩由红肿到血肉摸糊，一碰就是锥心刺骨的疼。还用铁棍朝我身上乱打，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抽我，致使我全身上下都是一条条紫血痕，疼得我全身不能动弹，连上厕所都蹲不下了。他们又逼我趴在地上，两手两腿伸直，用鞭子抽打，逼我承认：“XXX说，学习联共党史要结合文化大革命，重点学习斯大林时代大清洗。”我不承认，就骂我“死顽固！”
接着，又逼我交待炮打毛的言论，“九大”的问题，胡说我们讨论了有关“九大”的人事安排等。
每出一个新题目，我就会被毒打一顿。我不承认，不交待，就又不让我睡觉，又连续站了几天几夜，站得我神志昏迷，失去知觉，摔倒在地，额头撞出了血；我站得精神失控，在屋里乱走，直到头撞到墙才惊醒；站得整个小腿一般粗，脚面肿得无法穿鞋，只能光脚站着。几个打手睡够吃饱了，就悠闲地站在一边看着我，说说笑笑，把虐待象我这样一个孤苦无助的年轻女孩当消遣；看到我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上，他们笑得特别开心，逼着我站起来，又看着我摔下去，又逼我站起来，冷不丁地在中间往我身上打一拳，踢一脚。这些人还有一丝丝的人性吗？他们只有兽性，所作所为与日本鬼子和德国法西斯有什么不同！
大概是6月中下旬，他们又出新花招，逼我交待一个在科学馆开的黑透黑透的黑会，并说：“在这个黑会上，你们是多么地得意啊，好像天下都是你们的了。”我答：“我没有参加过这种会，不可能的！”他们说：“不可能？哼，等着瞧吧，这个问题先留着，以后交待！”然后，逼我交待反毛泽东的言论，强迫我学习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语录。更恶毒的是用语录向我栽赃。
有一条语录，意思是，国民党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马上问：“你们要推翻什么？！”
“我们不想推翻什么。”我答。他们立即恶狠狠地说：“你敢把‘推翻’这词滑过去？交待！你们要推翻什么？！”他们又强迫我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问我：“你要走什么路？是要走活路，还是要走死路？”我说：“走活路。”
他们说：“那好，走活路，你就要交待反毛主席的言论。”我说：“走死路。”他们说：“走死路，你就是坚持反毛主席。”
他们用棍子拼命砸我的肩，打我的腰部、腿部，朝我身上乱打，打够了，再问我走什么路？
我只好说：“不知道走什么路。”我想我决不能把莫须有的罪名往自己身上加，也决不能把莫须有的罪名往别人身上加。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要经受得住什么共产党员的考验，我只是想我不能那样做。我想进监狱，我想监狱里一定比这里好。为了尽快离开这里，让真正的司法机关来审理我的言行，我就摆出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议论过陈伯达。但这无济于事，他们说：“你只交待了全部罪行的百分之一，还有一整套、一整套反动观点没有交待。”我却又说：“就算这样，这百分之一也是无中生有，是你们逼我说的。”
对此，他们竟然说：“你的问题不是编造，而是交待不交待，我们不怕你编造。”
我坚持不按他们说的交待，他们便罚我站着，不让睡觉，一旦看守发现我闭眼站着，会马上拿棍子拷打我全身，还强迫我抽自己耳光。
每次上厕所，均有看守押送。有一次去厕所的途中偶然碰到同时被抓的黄安妮，这才知道她也关在这座楼里。于是，我写了一张小纸条，丢入手纸篓内，简单讲了我每天受酷刑、逼交待黑会等的苦状，希望她能看到。下一次上厕所时，我在手纸篓内发现了她的回复纸团。打开一看，吓一跳，黄安妮在纸上所写的所谓黑会内容和打手逼我交代的几乎完全一样。原来，他们也是这样逼她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彻底弄清了这伙人就是要凭空将反党，反毛，反文革的罪名强扣在我们头上，凭空捏造出一个所谓的“黑会”来，凭空制造出一个“十二人反党集团”来，从而将这个屎盆子扣在414头上。
第二天，他们又来逼我交待那个黑会，我便把那张纸条给了他们。我对他们说：这些所谓的黑会内容都是他们编造和逼供出来的。并再一次重申：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巴黎公社”的成员讲过这些出格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这些所谓的黑会。从日期上看，那天我没在学校，你们可以去调查。
他们听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一边用棍子砸我的肩，一边吼着：“你敢说没参加这个黑会？赶快交待！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这些话肯定是你讲过的，你在黑会上的言论比这个恶毒得多！那天你穿什么衣服，坐在谁边上，别人都交待了，你再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那段时间我根本就不在学校，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坚持道。于是，两个审讯者，一个用木棍砸我的肩，一个持铁棍打我身体，打得我前仰后倒，摔倒在地。
打手们一边还不断地吼着：“有没有？有没有？”我仍答“没有。”
他们便更凶狠地抽打我，还说：“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竟敢向我们提要求！我们井冈山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不用调查，人证、物证俱在，连‘罗文李饶’都证明你参加了，现在是看你交待不交待？！”“没有！”我坚持道。
他们就一再地残酷拷打我，我感到混身骨头都在开裂，我的心也在撕裂。这以后，我彻底绝望了，我不愿意胡编乱造给自己身上泼脏水，但又看不到一丝希望。
我是长在红旗下，每天怀着“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最幸福”的信念去上学，现在毛主席还健在，我这个祖国的栋梁、清白无辜的青年学生却在北京城里遭受暴徒的法西斯般残酷的非人拷打，这反差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令我无法自解，痛不欲生。
每天忍受着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拷问，还逼我承认反党，反毛，反文革的罪行，我看不到任何活下来的希望。与其每天在地狱里煎熬，还不如以死解脱。
我想到了死，寻找着死的办法与机会。有一天，我从房门小洞往外看到，外面的看守正在看小说，闲聊天，没人注意我。于是我就悄悄地把凳子叠起来，站上去把灯泡拧下，慢慢把手指伸向电极。年迈的父母亲的脸晃过眼前，一阵阵痛楚掠过心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对不起你们几十年的养育之恩，只好下辈子再报答你们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精神恍惚的原因，叠起来的凳子突然倒了下来，我摔倒在地上。事后有人替我分析，因为我的手指已经触到电极，造成手臂肌肉痉挛、抽搐，致使身体失去平衡才摔倒的。
听到响声，一群看守冲了进来，骂我是畏罪自杀，一定隐瞒了更大的罪行。审问又开始了。“交待所有的黑会！”他们吼着。见我还不说，就罚我跪在地上，双手举凳子，说是治我的“不交待症”。他们还说：“你不交待，我们不会让你好活的，你想死，没那么容易！到我们手里，没有不交待的！”就这样，我连续跪了数十个小时。他们见我举不起凳子，就用香烟头烫我的手，用手指弹我胳膊上的穴位，用脚踩我的脚趾；他们见我伸不直腰，就连凳子往上拉，还边拉边骂：“你不是腰杆挺硬的吗？挺起来呀，你为什么不挺了？！”我实在撑不住了，他们就用脚朝我的身上随便乱踢。他们见我仍不交待，就又凶狠地抽打我耳光；他们嫌用手打我的耳光自己的手也疼，于是改用折折叠扇子的柄来抽我的脸。
三
就这样，在暗无天日的中世纪的魔窟里，我一分一秒地煎熬着渡过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等来了“七二七”。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的。奇怪的是大概在工宣队进校的第二天，一个男的还来逼我交待科学馆黑会。我不答。
他发了疯似地吼叫：“黑会上，哪个王八蛋递给你一张纸条？”“我不知道这个会。”我答。这家伙又死命地抽我耳光，还逼我抬起头来，让我看他那野兽般的眼睛达数分钟，还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我的脸被打的烧痛红肿，整个脑袋好像要掉下来一般。我到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工宣队开进了清华大学，他们这批暴徒的末日来到了，所以他们才发了疯。这是我最后一次被打。
7月29日晚上，我被蒙上眼睛塞上卡车，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才知），在一个洗澡间的厕所里坐了四天四夜（因为414正在营救我们，老团就急忙把我们转移）。
8月1日他们又把我弄回到200号，继续逼我交待，还威胁说：“你听听下面的汽车声，这是卫戍区来抓你们的同伙了。卫戍区专抓态度差的，你至今不老实交待，顽固透了，像你这样也快要带走了。进去的，我告诉你，都给带上三十斤重的铁链，把你的脚磨烂，看你受得了不？你赶快交待！”一边不停地用手晃着所谓其他人的交待材料。
工宣队已经开进清华大学六天了，但是这批暴徒对我的审讯仍然在继续着。在他们的末日来到时，他们仍然不甘心就这么失败，仍然在顽强地制造“十二人反党集团”，企图临死抓上一根救命稻草。
8月8日，几个男人板着脸进来，阴沉沉地说：“把你的衣服整好，要放你走了。是反革命分子沈如槐（工程力学数学系力03班，414一把手）点名要你回去的。为了拯救我们的阶级兄弟，将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放出去交换，让你们出去表演，表演够了，再抓你进来。”
那天傍晚，我和其他难友终于在工宣队的保护下脱离了魔窟。当汽车离开200号时，以刘才堂为首的一帮老团还在高呼“打倒十二人反党集团！”也就是说，在工宣队进入清华第12天，这帮专案组的极端分子仍在垂死挣扎！而我们这些难友，个个被折磨得脸无血色，骨瘦如柴，两眼发直，精神木纳。
后来，我们在主楼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围着我们，关心地问寒问暖。这是在92天的单独监禁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不是要审问我的人，不是要打我的人，我第一次和不是审问我的人说话。
8月9日早上，这是92天的地狱生活以后，我重新又见到了阳光。我请同学打电报给家里报平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年迈体衰的老爸爸，接到电报以后，老泪纵横，颤抖的双手拿着电报，久久不敢打开。他怕呀，他怕看到凶讯啊。我的可怜的父母双亲，女儿的生死安危，令你们牵肠挂肚，使你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现在，噩梦已经过去了，你们的女儿总算活着过来了。
我度过了整整三个月非人生活，被单独监禁；关在黑牢里，和外界完全隔离，没有放过一天风，没有见过阳光，比国民党特务的渣子洞、白公馆还要黑暗。
在那暗无天日的92天里，前前后后毒打过我的人，不只是几个人，而是一帮人。那些站在旁边，以看我挨打作为消遣取乐的人也是一帮人。现在，我并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两帮人到底有多少？是10多个还是20多个？但是那一张张狰狞的面孔，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用棍棒打你，用鞭子抽你，用巴掌抽打你耳光，那些用我的痛苦来寻欢作乐的人，你能忘记他们丑恶的面孔吗？你能忘记他们歇斯底里的吼叫和幸灾乐祸幸的笑声吗？
我那被刺伤的心，没有一天不在滴着血，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滴血。我被他们打得全身伤痕累累，我的身体被彻底弄垮了，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现在，在我的身上仍可以见到当年被毒打以后留下的厚厚疤痕。在精神上我所受到的创伤，经过了40多年才慢慢平淡。今天，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章，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使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不由得泪花飞溅。
我毕业时分配到宝鸡郊区的一个小工厂，结婚生子。80年代初，国家开放，托邓小平的福，我随丈夫来到美国，过着平静、自由的生活。
40多年过去了，身体基本上恢复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后遗症，如失眠、神经衰弱、严重的关节炎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创伤很难愈合。每每想起这一段惨痛往事，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不能自己。在这里，我要感谢我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丈夫，是他帮助我抚平了创伤；也要感谢我的两个儿子，是他们给了我温暖、希望与力量；我还要感谢许多老师与同学，是他们给了我理解和支持，使我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现在的中国已经大有进步了，法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但是文革这一段苦难的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听话，服从领导，做实事，也从没有什么异端思想，即便这样，还难逃在文革中被如此侮辱、被虐待的命运。
文革十年是中华民族的浩劫，也是人类的浩劫。要搞清为什么文革会发生？如何防止文革再一次发生，还有极大的阻力，可能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2013年3月第一稿
2015年10月第二稿
《记忆》2016年11月30日
